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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化喧嚣中的孤寂思索 作者:刘剑梅 阅读次数:
世俗化喧嚣中的孤寂思索
 
刘剑梅
 
爸爸:
    我们正处于一个日趋世俗化的时代,人类精神世界的完整性已不复存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启蒙理想和形而上冲动,已成为被调侃的对象,王朔“千万别把我当人”的宣言铺垫了当下时兴的玩世、游戏、滑稽的基调,“泼皮艺术”、“陂普艺术”性和身体的狂欢、犬儒主义的逃避、明星般美女作家群的“身体写作”,在不知不觉中汇成了文化界主流。当我们还未看清这幅光怪陆离的景象时,就已经身不由已地被一片反崇高、反理想、充满杂耍式的喧嚣声淹没了。
    在今年的《万象》杂志上,批评家吴亮陆续介绍了几幅大陆年轻画家的作品,其中裴晶的画给了我很深的印象。裴晶的几幅画的背景基本上都是典型的后现代式的“拼贴”——不是“文革”时期的毛主席像章和资本主义的麦当劳并置,便是雷锋的肖像和玛丽莲·梦露的明星照并置,要不就是解放军手里的冲锋号和时髦女郎手里的乐管并置。所有这些毫不相干的排列都是为了映衬几位美丽、快乐、领时代风骚的女郎。这些女郎全都焕发着令人羡慕的青春气息,可她们的眼神,皆一味的空洞、无神、平庸,很像朱天文的小说《世纪末的华丽》中的女模特儿。用吴亮的话说,裴晶的画并没有什么大大的意思,倘若有的话,那便是“浮华、短暂、易朽、低智、无深度、轻松、艳丽、俗趣、调侃、对比、戏仿、时髦、欲望、快乐、不思考”。
    裴晶的画很有日本浮世绘的特点,是日常生活中享乐的记录,画的是平民的奢华,而不是贵族的奢华。须兰有几句谈日本浮世绘的话讲得很透彻,她说:“浮世绘的人物是没有表情的,但却有着一种奇异的美丽。如同偶人制作一般,在完善的技艺中,人的因素全部被减去了,舍弃了,留下的是气韵、线条、颜色、构图。浮世绘的无情即是千种风情;”而裴晶昼笔下的中国浮世绘,除了人物的“无情”和“千种风情”外,背景中杂乱的历史和政治符号的堆积与对立,又是对这种日常“愉悦和华美”的不痛不痒的反讽。这些昼真正代表了我们的时代,连反讽也没有什么穿透力,是为了反讽而反讽,它本身也成了一种戏◇的姿态。
    中国知识分子在这种历史图景下的尴尬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就连王朔这个最早拥抱文学商品化的“弄潮儿”,最近也表达了他的失落感。在与老侠的对话录《美人给我蒙汗药》中,他谈到他与冯小刚的不同立场。虽然都是“搞笑耍贫嘴”,王朔觉得他的“喜剧”有个性,有讽刺官方话语和虚伪道德的力量,而冯小刚则只是为“搞笑”而“搞笑”,是完完全全属于大众的东西。在中国文学界,王朔恐怕是最早把文学与电视剧这种大众文化的制作形式结合起来的作家之一,并由此而大红大紫,然而,正因为如此,当他想撇清自己与大众丝丝缕缕的联系时,反而越发显得尴尬。
    那么,作为知识者的我们,对待大众文化时应该采取什么姿态呢?有一种姿态是拥抱式的,像英国的理论家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是以欣喜的目光来看待大众的日常生活的。他在消费主义与快感文化中看到建设性与生产性的一面,看到多元的大众文化为少数民族开发了更多的活动空间。我觉得这种过于乐观的态度缺少批评性,容易把任何受大众欢迎的消费品都视为一种对权威的对抗。还有一种是居高临下式的姿态,像美国女批评家苏姗·桑塔格(Susan Sontag),刻意地守住高雅文化的领地,以曲高和寡的孤独姿态顶风而立,即使是评介大众文化,也是从高级的艺术趣味向下凝视。这种姿态很显然是在固执地疏远人群,不肯融入世俗化的世界。桑塔格的这一菁英姿态过于看重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界限,并对现代主义的思想过于依赖。她也参与社会批评与政治批评,如“九一一”事件后她也写文章批评美国,但我觉得她在此次批评中的姿态有点做作,像是“象牙塔里的菁英姿态”,说话时似乎忘记眼前堆着纽约的五千具尸首,声音显得缥缈。
    再有一种姿态是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在街头找到的拾垃圾者的形象,这也是诗人的形象。他们在城市沉睡时,孤寂地收集着被大都市抛弃的东西,并分门别类地存放起来。德国思想家本雅明非常欣赏这种姿态,因为他和波德莱尔一样,既迷恋街头的人群,又在人群中保留了“转身的余地”,不放弃自己在哲学层面上的思考。在“世俗之城”中,唯有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既在大众文化中漫游,又不迷失思想者自我。波德莱尔曾说:“谁不会使孤独充满人群,谁就不会在繁忙的人群中独立存在。”正如你,“面壁”是为了在浮躁的都市中建立起个人的“精神之城”,但仍然关怀社会并做出评论。李欧梵叔叔也是这样,既面对自然之海,也面对社会之海。这种“精神之城”就既是个人化的,又是社会化的。你的“达摩之洞”既是小房间又是大人间;既是小洞穴,又是大宇宙。洞中的你,既是专业者,又是业余人——走出专业圈子的业余人。我想,这倒是知识分子应有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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