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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交织的香港 作者:刘剑梅 阅读次数:
命运交织的香港
刘剑梅
 
爸爸:
     这次在香港逗留两个月,对你所论述的“香港的隐喻”很有同感。虽然我只是过客,却也被香港所打动。在尖沙嘴海边观赏对岸的一片辉煌,真是心荡神摇。天底下竟有如此夺目的灯光和迷人的建筑!不过在我的眼里,香港更象是卡尔维诺笔下的“命运交织的城堡”,有灯红酒绿,也有唉声叹气:有迈向天堂的阶梯,也有令人沮丧的股灾;有摩天大楼的巍峨,也有狭小空间的压迫感。各种政治、宗教、文化力量在此交织,展开较量。说香港是各种矛盾的总和,并不过份。
     对香港的城市文化研完在学院派里已逐渐形成一门“香港学”,与近几年时髦的后殖民主义理论衔接,探讨港人的身份认同、文化政治、地缘想象与都市空间、从这门学科的崛起,我们可以看到香港人处于中英夹缝中的不安与焦虑,而九七回归后,所谓“香港意识”更是对大中国意识和民族话语的一种抗争。只可惜学院派让人觉得“香港意识”只是美国后殖民主义理论话语的附属产品、相对而言,我比较欣赏李欧梵以“都市漫游者”的角色对香港展开阅读、“漫游者”的角色类似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欣赏的闲游人,生活在都市,可又与城市的喧嚣保持距离,对他所眷恋的人群、都市和商品行着清醒的认识和批判态度。在香港这个讲求效率、重视实利的商业大都市里,很少有波德莱尔的波希米亚次文化人、本雅明情有独锺的闲游人,或李欧梵那样的知识漫游者。人们大多被技术思维、商业思维所支配,在快速的节奏里:主体己变得支离破碎,既无力再承受任何“重”的国家使命,也无暇停下脚步,津津有味地去寻找任何“轻”的、不带商业气息的“人文空间”。香港人的这种支离破碎绝对不是现代主义者所感到的旁徨困惑和主体的分裂,因为后者的分裂是其主动对终极世界进行不懈地探求和叩问的结果,前者则是在商品充斥的社会中随波逐流,失去了主动性,这种分裂状态反映在情感生活和文化生活当中,便是情与爱的短暂与不可靠,真与假的混淆使情感不像传统的爱情那样真实。正如本雅明所叹息的,我们不再是悠闲地走进作品中,不再有足够的空间和时间审视作品与自我,在高科技的复制时代,我们只能被动地被图像一次又一次震惊,让图像走进我们的身体,把完整的身心分割成片段。
     香港常诐称为“文化沙漠”,这种本质化的负面判断,并不能真实地反映香港的整体风貌。判断者眼睛朝上,即看不起流行的大众文化,又看不见与大众文化交织的高雅文化与箐英文化。连王朔这位“ 痞子文学”的代表也看不起香港文化,这大约是他认为“痞子文学”对政治权威和主流文化有着尖锐的穿透力和瓦解力,而港台文化却一味讨好大众,我并不赞成这么简单地贬低香港文化,因为我看到雅俗文化的交叉,看到俗中有真金子在;我非常喜欢金庸充满想象力的武侠小说,李碧华世纪末的故事新编,西西冷静的女性写作,王家卫才华横溢的《啊飞正传》和《重庆森林》,关锦鹏低回婉转的《胭脂扣》和《阮玲玉》,徐克波澜起伏的《刀马旦》、《东方不败》及黄飞鸿系列。李安的《卧虎藏龙》在好莱坞的成功也使得美国的许多学者把目光移向香港。是的,香港的确藏龙卧虎,还有相当多被埋没的文化精品等着人们去挖掘。
     不过,香港文化确实太受商业的支配,太注重追求快感与满足;关于“快感”的理论在大众文化的研究中很盛行,以往法兰克福学派对“快感”持强烈批判态度,认为大众文化通过感官快乐来麻醉人,使人们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而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则给予“快感”全新的定义,认为快感不是逃避,而是对社会权威与强制力量的一种反抗。费斯克反对把大众看成是一个一成不变的、稳定的整体,而强调大众的复杂性和生产性,也就是说,大众在消费的同时,在生产快感的同时,对主导力量有隐蔽的对抗。我既不像法兰克福学派那么悲观,也没有费斯克那么乐观。我认为快感像一只小船,既能将我们驶向巴赫金的狂欢的小岛,把规范化的高低之分与等级秩序颠覆,也会让人消融,沉醉在快乐的河流中,懒于思想。就像其它后工业社会一样,香港充满着美学消费者,渴望着浮于表层的刺激,沉溺于物质世界,不想升华,不想超越。在网络时代,香港被无数的信息所填满,但人文意识却越来越轻,越来越淡。
       我这个香港的旅游者,眼光也交叉,既感到香港的迷人,又感到香港的不足;既爱香港,又想对香港指手画脚。真要请勤奋的香港人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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