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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与重选择的困境 作者:刘剑梅 阅读次数:
轻与重选择的困境
 
刘剑梅
 
 
爸爸:
    卡尔维诺的《为下一个千禧年所写的六份备忘录》在轻与重中选择了轻,而你在刚与柔中选择了柔。毫无疑问,你的选择来自对中国二十世纪的反省。经过整整一个世纪火的洗礼、重的积压和激昂的高姿态,你反过头来更看重所有“柔”的含义——和平、改良、协商、妥协、让步、悲悯、教育、建设——轻缓的节奏,清澈的溪流,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让这一切逐渐地、静悄悄地结晶。这个结晶的过程虽然缓慢,但不是破坏。在平缓中,我们或许能找回人类心灵曾经投射在世间万物中的光明。
    我认同你的选择,也许因为我是女性,天生就喜欢“轻”的文学和“柔”的内涵。不过,我对二十一世纪的展望,恐怕没有你那么清晰。在几秒钟内。我的思绪飞越过人类文明的几十个世纪,在隐约的轮廓中,发现被时代限制的作家和超越时代的作家都同样失落,前者在集体的合唱中对自己的历史处境失去了反省和批判的意识,后者则不属于自己的时代,被孤独地悬置在半空中,为大众揭示了“彼岸”的世界,自己却与那世界也格格不入。
    在这个失去了神秘信仰的时代,无论是重文学还是轻文学,热文学还是冷文学,都无法让我们相信人们还可以通过艺术来挽救生命。正是艺术不能挽救任何东西,所以张爱玲和她的崇拜者宁肯把世纪末的颓废姿态延伸到新的千禧年里,为我们文明的堕落做出一个清醒的、绝望的预言和总结。
    说起轻与重文学,我虽然喜欢优美与轻柔的文学,如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在回忆的细流中从遥遥的远方来到我的内心深处,那经久不散的滋味令我陶醉,但我也喜欢重的文学,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生充满哲理的不屈不挠的叩问,每一下沉重的敲击都能引起我的共鸣。我实在是难以做出选择,只希望二者能够共存。不过,在美国校园里用英文讲授中国文学时,我发现美国学生并不缺少轻的兴趣,他们其实犯的都是“失重”的毛病。经过了后现代社会文化工业的洗礼,我的学生大多只懂得欣赏“轻”的、幽默的、好玩的东西,十分惧怕沉重感。偏偏我所教的中国现代文学又承担了大量的历史与民族国家苦难,让学生们大大叫苦,而我也常常苦于找不到与他们对话的途径。偶尔在课上放一两部中国影片,他们也嫌太沉重了。学生们的这种失重感揭示了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向,正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在他的《文化转向》一书所论述的,如果说现代性还拥有崇高的美学的话,那么后现代性则完全抛弃了崇高,抛弃了美的自律状态,转而推崇美所带来的快感和满足。
    所以,后现代文学里充斥着许多戏仿(Parody),对现代主义的经典著作的戏仿,对历史的戏仿,对崇高的戏仿,这些戏仿有时并不带有尖锐的讽刺意味,只是一种拼贴——用詹姆逊的话说,是一种空洞的拼贴。再者,以往现代主义中私人性的、惊世骇俗的、警世般的语言也已经被大众化的后现代式的媒体语言所代替,视像文化的盛行已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人们看现实的眼光,我们消费着文化,也被文化所消费。在被幻象所取代的生活里,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假的?这时,我反创感到“轻”的可怕了。  
 如果你问我对下一个千年有何期待的话,我的回答只能是逾越轻与重的界限,停伫在人类生命最原始的一种存在感,那是一种生灵在冥冥中能体会到的一种感动,通过这种感动,我们心灵得以相通。人们不必刻意地去追求自身的沉重感、天体的沉重感和语言的沉重感,但也别在千姿百态、姹紫嫣红的视像文化中丢了对生命的感悟与责任。
    最近我在今年第四期《读书》中读到一篇关于林徽因的文章,林的一段文字让我对未来的期待充满了感伤。她写道:“在昏沉的夜色里我独立火车门外,凝望着那幽暗的站台,默默地回忆许多不相连续的过往残片,直到生与死间居然幻成一片模糊,人生和火车似的蜿蜒一串疑问在苍茫间奔驰……,世界仍旧一团糟,多少地方是黑云布满着粗筋络往理想的反面猛进,我并不在瞎说,当我写:信仰只是一细烛香/那点子亮再经不起西风/沙沙的隔着梧桐树吹!”
倘若有理想,倘若对末来有过多期待或过多的预示,我想结果都是渺茫的。我们想揭示世界的是哪一个表象?通道这种揭示对世界是否会带来任何改?我们是否能捕捉住人与世界自身的真理?这些问题缠绕着以往千百年的作家,它们还会继续缠绕着将来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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