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中人与性情中人双重雕塑-著作介绍-刘剑梅网
著作介绍
您的位置:首页 >  著作介绍
理性中人与性情中人双重雕塑 作者:刘剑梅 阅读次数:
理性中人与性情中人的双重雕塑  (注)
 
刘剑梅
 
    偶尔翻翻父亲收藏的友人与读者的来信,发现有位朋友这样写道:读你的书,发觉你是两种人,一是理性中人,一是性情中人,而两者都是真实的。这位父辈朋友讲得很好。我父亲一面从事文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生活在理性之中;一面又写散文诗、散文,在文学中倾注自己的所憎所爱,生活在率真的性情之中。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写给他哥哥的信中说,他的创造一是靠“头”,精神的最高需要的头;“是靠一心”,有肉有血有爱的“心”。即使头从两肩上落下,身体内的心还会照样诉说。他是脑中人——用“脑“生活的人,又是心中人——用“心”创造的人。一个作家,恐怕其本色应是心中人。康德曾说,他一生的大事件都是在大脑中展开的。如果借用康德的语言来描述,那么,可以说,我父亲的写作,一半是在大脑中展开的,一半则是在心灵中展开的。他的《性格组合论》、《论文学主体性》等主要是在大脑中展开,而他的散文则主要是在心灵中展开。他用全生命、全人格抒写他的心灵自传,毫无掩饰。他的散文就是他的人格象征与心灵雕塑。只因为他毕竟以文学研究为职业,又喜欢作历史与哲学的探讨,所以散文中除了蕴含着他的真情真性之外,又凝聚着他的种种思索,因此,他的散文便成了性情中人与理性中人的双重雕塑,精神之旅与性情之旅的最直接、最坦诚的真实纪录。
    我常常觉得,上帝好像故意跟我父亲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把向来有着很深“恋母情结”的他突然抛到了一个陌生的土地上。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他与故土之间丝丝缕缕的联系突然被割断了。陌生的国度,陌生的面孔,陌生的语言,陌生的文化,这一切伴随着他进入一九八九年的海外漂泊生涯。由于他年近五十才开始学着适应新的环境,远不是“灵童”,既无法完全割舍对故国的情感,又不能完全认同新的文化规范,于是他的“投胎变成了投荒,生命就在两个母体之间的荒野地里存活。本来就怪的胎儿变得更怪。思想和文字大约都带着隙缝中的怪味和荒草味”(见《转世难》)。我很喜欢“隙缝”这两个字,它比“边缘”或“极处”更好。“极处”总是连结着一种“高峰体验”,艰苦攀登后至少还有一分“春光无限好”的大喜悦;“边缘”也总是能够伸展,把你引到一个新世界面前,给你某种重新进入中心的希望;而“隙缝”则只能是挣扎与苦斗。在“隙缝”中,你别无选择,只能在没有路中寻找路。
    记得在国内时,父亲的散文中有“山顶”的意象。这一意象很有鲁迅《过客》中的精神:不管山顶上有什么,不管是鲜花还是坟墓,总是要攀登,人生的快乐就在这攀登的过程中。到海外后,他却以“隙缝”或“谷底”来代替充满希望与激情的“山顶”意象。父亲在《人论二十五种》中就称自己是“隙缝人”,生活在两道高墙、两种文化的隙缝之中。有的读者也许会误解父亲已从积极的“山顶”落入消极的“谷底”与“隙缝”中。其实不然,正因为他能够领悟人生难以逃遁的困境和存在的悲剧性根柢,才敢于正视谷底与隙缝,在谷底的绝望中反抗绝望,在隙缝的窒息中反抗窒息。他在逆境中赢得了更深刻的诗意,即顺境中绝对没有的诗意。
    在给我的信中,父亲曾伸延乔尹斯的话这样写道:“漂流就是我的美学,漂流就是没有句号,没有终结,没有彼岸。”漂流美学观念使他对故乡重新定义。在他的定义里,家园不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家园,而是情感的家园,灵魂的家园。它可以在你的头上漂泊,可以在你的身边微笑,可以在茫茫的黑夜中为你点起一支不灭的蜡烛,可以在沙漠中为你展示一片亮丽的绿洲。它是书籍,是良知,是母亲,是妻子,是兄弟,是友人,是历史,是记忆,是童心,是思想,它是归宿又不是归宿,它是父亲不断叩问人生终极意义的过程。父亲选择“隙缝”作为他的生存基点,选择“漂流”作为他的美学,实际上是他思索人生、体验人生的一种方式。这一方式所复盖的精神内涵,是世纪末任何喧嚣浮华的耽美文字所无法转述的。它属于我父亲的“心灵孤本”,独特的人生原版。他的生命版本,不重复前人,也决不会为后人所重复。
    自一九八九年以来,父亲除了出版了学术论文集《告别诸神》、长篇对话录《告别革命》(与李泽厚)、杂文集《人论二十五种》以外,还出版了五本散文集:《漂流手记》、《远游岁月》、《西寻故乡》、《独语天涯》和《漫步高原》,都属于他的《漂流手记》系列。我所编选的这本集子,就是从这五卷散文集中选取出来的。
    我在这本集子中按不同的形式内容分为八辑,前三辑最能表现他在海外生活期间的心情和精神状态。父亲这一代人与我这一代人最不同的地方,莫过于有无沉重的使命感了。纵使已经经历了无数的灾难,他们这一代人,仍然要拚着自己所有的气力,去承受生命中难以承受之“重”。这几乎是一种宿命。到了海外之后,他除了放不下“重”之外,又多了一种难以承受的“轻”。“轻”同样也能使人窒息,它以无边的孤独包围着你,以死一样的寂静嘲弄着你。漂流之初,父亲写道:
    尽管被真诚的朋友包围着,尽管妻子就在身边,但总是感到孤独。任何安慰,任何温情,任何美丽的故事都无法抹掉笼罩于心中的孤独感。此时,我才领悟列孤独的庞大。穿越孤独,就像穿越巨大的,无边的夜宇宙,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见《孤独的领悟》)
    这种孤独感的庞大,实在让人不知所措。我至今仍记得父亲被突然抛出故土时那副茫然无依的样子。当时的我才刚过二十岁,无法理解他远离家国的焦虑与不安。然而,这些焦虑与不安并不能影响他继续进行诗意的思索。他仍以思想者的敏锐,对西方文化中物质文明所产生的“肉人现象”,怀着批判的态度。虽然我们同样都徘徊在中西文化的边缘,可是他对两种文化体系带着一份更深邃的思考。这种思考又使他的孤独感的内涵一步一步深化、丰富,最后他竟然以能够“占有孤独”而感到无限喜悦。《漂流手记》五卷正好反映他的这一心路历程。
    在海外,他最初的生活很不安定,满世界漂泊,从芝加哥到波德(Boulder),再从波德到斯德哥尔摩,后又从斯德哥尔摩到温哥华,最后才定居波德市。先后周游近二十个国家。每次换一个地方,他都得把身外之物减轻又减轻,带着最简便的行李到新的地方。母亲与妹妹一直跟着他,每次刚刚建设好一个家,又得赶快舍弃,重新轻装前行。但是,不管怎么取舍,他总是要带着《红楼梦》与聂绀弩浪迹天涯。祖国文化像行装似地伴随着他。我选了一些父亲周游世界的散文,这些散文不只是游记,而且是心灵之旅。既游山游水,又游心游思。外界空间的变化,也使他的内宇宙变得更加奇妙。每到一个新的文化环境,他身上所肩负着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就会迫不及待地抓住新的伙伴,展开对话。通过对话,他的思想变得格外活泼,他开始重新观照自我,开始“自嘲”,开始从伤感中解脱。我最爱读他那些带有「自嘲」口吻的文字,这些文字使他的单一主体变成多元多重主体,每个主体之间的相互对话都为他的自我重塑做着铺垫。“自嘲”是超越自我、解剖自我的方式和途径,名声越大越是难以做到。然而,父亲却做到了。在漂泊旅程中,他对名声刻意瓦解,对“永恒乡愁模式”刻意颠覆,以往的漂流文学总是重复着沉重的乡愁模式,“涕泪飘零”的老曲一遍遍地在远游者的耳边回响,而父亲则刻意给予解构。“自嘲”中的笑,比起“涕泪飘零”中的哭,多了一分距离,一种对话,它让自我有了超越自我的力量,避觅成为一种权力,也避觅缠绵痴迷于自怨自艾中。
    第四辑是父亲对过去生活的回忆。从这些散文中,可看到故乡在父亲的定义中是“情感的故乡”,而他是一位实实在在的“多情人”。过去的友人,友人们身上的人性光辉,友人所经历的历史磨难,这一切在父亲的海外生涯中,变得异常清晰。祖国和故乡在他的回忆中,不是大而无当的概念,不是拘泥于地理界限的“泥土意识”,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以及这些生命个体后面的历史背景与情感背景。父亲曾叮嘱我,要珍惜你身边的朋友,他们是你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他告诉我,每次他失去一位心爱的朋友,都能感到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在悄悄死亡。他缅怀亡友,也是在哀悼自己生命中逝去的那一部分。而这部分的生命并非完全属于个人,它也负载着一个痛苦的时代。
    在本书的第五辑中,我选择了一些最富有实验性的文字。通过引进半虚半实的形式——散文中最不常见的形式,父亲故意抹去了人与兽的界限、实奥虚的界限,主体与客体的界限,藉以表达存在的荒诞感和人性的颓败。这些描写黄鼠狼、巨牡丹、荒原狼的散文在海外发表后,曾引起激赏,但它近乎寓言,也许研究家们会觉得它不符合散文规范。
    父亲还喜欢写杂文,这些杂文是一种情感性的社会批评与文化批评。我收在第六辑中。父亲的杂文很有思想,而思想又有血肉,不象学院派的文字。这些杂文其实是反省性的。它一方面是“思他思”,另一方面是“思我思”。后者用他的话来说,“即把自己作为静观对象,对自己的建筑进行批评,把自己的偶像打破,然后捡起有用的碎片,又找新的路。”(见《最后的偶像)、《思我思》)他文字鲜活,正是因为敢于打破自己曾苦心经营起的理论构架。以这种鲜活的语言去讨论《红楼梦》,讨论历史、电影、诗人和学者,父亲获得了一种书写的自由,不受拘束地游思于理性和感性之间,游思于严肃文学和大众文化之间。然而,他的游思又时时刻刻带有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批判立场。在《没有酸气的萨依德》一文中,他除了认同萨依德的定义——“知识分子就是对权势说真话的人”以外,还提出知识分子需要具有第三种批判,即自我批判。他自己便是抱着这种态度。
    最后一部分是从《独语天涯》的一千段随想录中挑选出来的。这些文字是散文的变奏,由笔记、随想录、散文诗、悟语等组成。通过不同形式的变奏,父亲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具正属于他自己的精神故乡——童心的世界。在父亲眼里,“童心并不只属于童年,形而上意义的童心属于一切年龄”。如果人一生下来便是无所皈依的,如果我们所生存的世界只不过是他乡,那么,“地上的天国就是你的天籁世界,童心就是这天国的图腾”。回归童心,也就是要抛弃所有虚伪的假面,重新拥有世界之真和生命之真。父亲的西寻故乡,实际上是寻找到了他自己生命的本原。以童心视角看世界,对人生便有一份更宽容的理解,这正是他个人的生命哲学,也是他对整个世界诗人般的期待。散文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文学创造中最需要自然与真实。诗歌可用曲笔,意象与意象之间是跳跃式的,不属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那种逻辑;小说可保持虚构的权利,人物和情节与作者的关系可近可远、可虚可实:然而,散文则大多以直笔出现,写的都是其实所感与真实所想,很难掩盖作者自己的人格,是一种人格转化的形式。王安忆在《情感的生命》(见《漂泊的语言》,作家出版社)中,对散文有非常精彩的定义,她说:“散文,真可称得上是情感的试金石,情感的虚实多寡,都瞒不过散文。它在情节上没有技术可言,同语言的境遇一样,它有就是有,没就是没。”王安忆把张爱玲的散文同加缪的散文相比较,认为张爱玲虽然开始涉及人生的内容,虽然能够理解人生的悲伤与虚无,但其思想与情感,都还只是她小说的边角料,是零碎样的东西,最终仍是解脱出来,站在一边,成了一个人生戏剧的鉴赏者;而加缪则是一个沉浸于思想、创造思想的作家,他的散文有着一些相当重要的事情,它“重要到与人的存在有关,它是一些对人生大问题的苦思冥想”,他的写作“是不留退路的思维方式,一无圆滑之气,也没有世故之念”。我很同意王安忆的论述,而且认为父亲的散文是接近加缪的那种,是“对思想有感情的人”,能把“抽象的东西表达得情义绵绵”。
    读父亲的散文,就彷佛看到他这个人,彷佛面对面地听他讲述他的漂泊之旅。我被他的描述所感动,他是那样认真、诚实、一丝不苟地把他的悲欢告诉你,把他在新的生活裹的每点每滴的困惑与进步告诉你,把他在人间中的一切感悟告诉你,把他以童心拥抱历史与今天的秘密告诉你。一切都是真实的,不掺一点假。作为他的女儿,我是他日常生活的见证人。我眼父亲之间没有两代人固有的代沟,他的心灵永远是开放的,对他所不了解的事物,总是好奇地问个不停。所有的朋友都喜爱他,因为他的心是一座永不设防的城。散文本来就是一种流动的、漂泊的语言,父亲来到海外后,选择散文作为他的主要写作形式是很对的。他说:「我这些年喜欢写些散文,就是因为我的心思已脱樊笼,所有的文字都出自己身的天性情思和再生的爱意。」(见《初见温哥华》)一只有散文这种自由的形式能够负载他的漂泊之旅与心灵之旅。现在国内开始出版我父亲的书籍,我真是替他感到高兴。但愿所有读到这本书的读者,不仅能够看到我父亲如何在漂泊的旅程中寻找情感的故乡,而且也让自己的心灵成为他寄托情怀的故乡。
                                   
写于一九九八年八月一日
 
注:此文系为父亲的海外散文选集所作的序。一九九八年我应约为安徽文艺出版社编选了《刘再复海外散文集》。
 
 
 
 
 
会员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