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脱身体牢房的左翼女性-著作介绍-刘剑梅网
著作介绍
您的位置:首页 >  著作介绍
挣脱身体牢房的左翼女性 作者:刘剑梅 阅读次数:
白薇:挣脱身体牢房的左翼女性
 
刘剑梅
 
     最近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木子美现象”,把世纪末女性的“身体写作”推向了极端。然而,从肉欲横飞的文字里我只看到了这类写作者荒芜虚空的心灵。当木子美们毫无顾忌地暴露隐私、暴露性生活时,女性的欲望和身体成了游戏人生社会的弄潮武器,而女性的自尊、女性丰富的心灵即成了被嘲笑的对象。然而,同样也是暴露隐私,同样也时时书写自己的身体的白薇,却是另一种故事。她写于一九三六年的《悲剧生涯》,恰恰是用心灵在写作,用自己的全生命在写作。
     我是含着凄泪,抱着痛楚,在疾病拖疲了身体后,在病笃危险中,躺在病床,稿子摆在膝上,墨水瓶挂在头上写的。有些是在三等病房里,高烧退去时勉强坐在满房是人的病床上写的。也有些是在临去开刀的数小时前,挣扎生死垂危的一口气写的。
    这就是白薇的身体写作。她的所谓身体,并非只有欲望的躯壳,而是全生命,蕴藏着不屈灵魂的全生命。比起卫慧在《上海宝贝》中写到的年轻女作家边写作边手淫的情景,实在是天差地别。《悲剧生涯》这部长达九百多页的长篇小说是她自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五年痛苦爱情的记录,是一部自传性的小说。她之所以写这样一部暴露隐私的小说:主要由于她从男朋友——诗人杨骚那里染上了淋病,多年来一直无钱医治,常常受着病体的折磨,于是非常需要这部书的稿费来支付昂贵的医疗费;还有一个原因是,她深怕“书不成身先死”,没有办法把自己的“真相”写出来,而杨骚趁她在重病之中,改写她的日记,已有了另一个版本。在《悲剧生涯》的序中,白薇写道:“说法,看法,既然各种各样,那么,到底那些才是她底真相呢?在这个老朽将死的社会里,男性中心的色彩还浓厚的万恶社会中,女性是没有真相的! ”为了揭开自己的“真相”,白薇不惜大量地引用自己多年的日记、书信,暴露自己的爱情生活、性生活,暴露自己的淋病,暴露自己贫穷、艰苦而孤独的人生。可是,她的这种暴露,并没有任何“身体”上或性的快感,而是像墨西哥的女画家费丽达一样,把女性身体的痛苦解剖给观众——血淋淋的,布满令人震惊的伤痕,在撕心裂肺的苦楚中让读者让观众去理解她们悲哀的灵魂。读者看到的,自然也不仅是身躯之伤,而是令人揪心惨目的灵魂之伤。
    说实话,比起现代文学史上的其它著名女作家,如张爱玲、丁玲、萧红等,白薇算不上是一位成绩卓著的小说家。就拿她的《悲剧生涯》来说,其文字、结构和叙述手法,都显得很粗糙、很幼稚。她和杨骚十年的恋爱纠葛总是以同样的模式重复出现,反反复覆,虽然洋洋洒洒九百页,可是许多细节非常雷同。男主人公展(杨骚的化身)是个极不负责任的浪漫诗人,每每在爱女主人公苇(白薇的化身)的同时还与别的女人厮混。把淋病传染给苇之后,常常置她于病中而不顾,依旧在外面寻花问柳。苇虽然早已看清展的本质,可是却一次次地陷入情网,无法自拔。同样的痴迷,同样的怨恨,同样的争吵,同样的负心,同样的宽恕,同样的醒悟,同样的不可自拔,一次又一次,反复循环,让读者感到乏味。不过,在这反复的情节里,白薇却写出了一个“真实”的自我,一个离家出走的娜拉面对社会、面对爱情、面对革命所遇到的生存困境与心灵困境。
    白薇自己就是一个典型的“娜拉”。她从小出身于父权十足的家庭,在父母逼迫下很早就出嫁了。被丈夫和婆婆百般虐待后,毅然出逃,做了一个勇敢的“娜拉”,只身留学日本,陷入痛苦的恋情,回国后参加武昌革命和一些进步文学团体,不幸从杨骚那里染上性病,从此受着无休无止的病痛的煎熬、如果鲁迅在《伤逝》中提出的是“娜拉出走后怎么办?”的问题,那么白薇在《悲剧生涯》中则以自己的亲身经验切实地做出了回答:
    这篇东西,是写一个从封建势力脱走后的“娜拉”,她的想向上、想冲出一切的重围,想争取自己和大众的解放,自由,不幸她又是陷到什么世界,被残酷的魔于是怎样毁了她一切,而她还在苦难中挣扎,度寿深深地想前进地长长的悲惨生活。
    虽然《悲剧生涯》是一部关于“私人生活”的女性自传体小说,可是正如白薇自己所指出的,它同时也是“时代产儿的两性解剖图”。白薇基于自己的亲身体验,不仅对五四以来的“个性解放”、“爱情解放”提出质疑,而且对五四之后的革命也同时提出了质疑。离家出走后的“娜拉”,很快就发现爱情不是出路,革命也不是出路。在那个时代里,以写作作为职业的女性,到底有没有出路?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发现白薇的写作常常“歇斯底里,”彷佛在写“女狂人日记”,周遭的一切都变得阴冷而恐怖,爱人弃她于不顾,而她曾参与过的革命也一样弃她于不顾,从小说一开始,她就常被留学日本的同学们称为“怪物”,没有任何人真正理解她——父母不理解她,情人不理解她,朋友不理解她,革命文艺团体的战友们不理解她,医生也不理解她。她总是歇斯底里地自说自话,歇斯底里地与情人争吵,歇斯底里地在工作中与同事们冲突,歇斯底里地面对自己的病痛。到小说结尾,她在贫穷、孤独、绝望中,好像完全变成了一个“女狂人”:
  
  她猛对桌上一拳,撕破书和衣服……
    狂眼凸出,拳拳击胸……
    疯疯摆摆,拳拳槌脑……
    捏住头发,发丝一把把扯下……
    大笑,跛走,眼光四射……
 
白薇的最后一章题为“她的笑”,写了无数的笑:她苦笑、冷笑、狂笑、大笑、暴笑、寂笑、惨笑、哈哈笑、一路笑、不能制止的笑、无声的笑、凄惨而悠长的狂笑、接不上气的笑,“她猛烈的狂笑,狂笑,几十个哈哈连续着,边笑边狂跳狂摆,抽抽颤颤骨髓中的伤痕都被笑了出来。”很清楚,白薇这个出走的“娜拉”,想把“写作”作为人生避难所,但是,她最后发觉这里也无可逃遁,于是,她又把这个避难所撕碎给人们看,一片一片撕碎时,还发出从心底冒出的古怪的、可怕的笑声。
    这些歇斯底里的笑声和歇斯底里的语言构成了白薇独特的女性写作、米契尔·福科(Michel Foucault)在《性史》中曾极其简略地提到过“歇斯底里的女性身体”,但并没有多加论述。而女学者伊丽莎白·格络丝(Elizabeth Grosz)则尖锐地批评福科忽视了“歇斯底里的女性身体”,因为它可以成为女性对抗社会的一种策略,它能够挑战社会和文化对女性所规定的角色。的确,白薇就是把“歇斯底里的女性身体”作为一种话语策略来对抗男性中心的社会的。在反对传统观念对女性的压抑时,她歇斯底里;在感叹自己的身体无法正常地恋爱、正常地工作、正常地生活时,她歇斯底里;在向往革命而没有资格革命时,她歇斯底里。可以说,她在歇斯底里中挽救着自己,以不被外界的黑暗所吞噬。对我来说,《悲剧生涯》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白薇“歇斯底里的女性身体”。这一身体满是创伤,有如残骸,徘徊于腐烂和死亡的边缘。但是,作为一个进步的左翼女作家,她并没有为了革命目标而把自己的病痛置之度外,倒是把个体的无助与群体的亢奋加以对照,以至把自己的身体与她所向往的革命对立起来,与快速前进的现代性对立起来。一面是“时代巨大的轮子飞滚着,无数引擎车轮的人海、人群,勇敢地、高呼着、前进、前进”,一面是她染了性病和“时代病”的身体,“例在床上像一具强尸”。她写道:
   
    ……前进的全体,是顾不了躺在死线上的病人的。团体好像一阵远飞的雁群,把病得飞不了的她丢在后面,不管她落在平沙或落在湖沼里。
    时代的巨轮,摇纱间的小轮中轮,巨轮小轮中轮,一晃一闪地相辉映,轧轧轧飞滚,飞滚,使她看得眼花,头晕,哈哈笑,泪涔涔,哈哈笑,泪涔涔……
 
    革命是伟大的,时代的巨轮是伟大的。然而,革命除了关注“全体”、“团体”之外,是不是还要关注生命“个体”?这正是白薇残败身体对“时代的巨轮”的一种深刻的怀疑与叩向。当其它左翼文人都在拚命地追逐进步与革命,她却被自己的身体所囚禁——而这一身体又何尝不是“现代性”的产物?就何尝不是革命应当关心的对象?“恋爱的苦闷,病的苦闷,时代的苦闷,构成她这部多色多样的悲剧,压在她身上。她微弱的躯体,怎能敌得住那波涛汹涌,奔驰而来的大悲剧呢? ”十年来,她经历了“爱的春风”、“革命的春风”、“文艺勃兴的春风”,但是这三重春风吹到白薇的身上却变成了“三重厉雨”、“三重绝望”。她的身体先是被父亲出卖,然后又被情人出卖,最后又被革命的团体抛弃——所有这些痛苦的身体经验,让她获得了一种真正属于女性的视角来看待五四时期宣扬的“个性解放”,革命文学时期宣扬的“革命加恋爱”,以及更加进步的无产阶级文学等等。
    这一视角恰恰是左翼的男性作家所缺乏的。比如普罗文学的先驱者蒋光慈,在其小说《冲出云围的月亮》中曾塑造过一个新女性王曼英。大革命失败后,王曼英沦为妓女,可是仍然不失革命精神。当她得知自己可能染上性病后,便决定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武器,报复资产阶级,于是专门跟资本家、买办、官员睡觉,直到遇到爱恋自己的工人阶级的领导人时,她才醒悟自己以前犯了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错误。即将重新加入革命队伍时,她突然发现自己并没有性病——精神变得高尚后,身体也变得纯洁了。在蒋光慈的笔下,女性的身体只是传达意识形态的工具,作者根本无法理解女性身体的痛苦和心灵挣扎。
    茅盾在《蚀》也塑造了一些性感的革命女性,如孙舞阳和章秋柳等。章秋柳为了拯救颓废的同仁史循,居然不惜牺牲自己的身体与之同居,史循死后,她住进医院检查有没有从史循那里染上梅毒。虽然最后在医院里,俏媚的章秋柳的笑已带了些苦涩,可是她仍然不失浪漫与幻想的色彩,仍然要追求不平凡的人生。在《追求》中,茅盾显然是用章秋柳的身体来传达他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焦虑、颓废和旁徨,但是他无法像白薇那样深刻地理解革命和恋爱给女性身体带来的痛苦。
    白薇在她的长篇小说《炸弹与征鸟》里描写了一对姊妹花。妹妹彬放弃革命而沦为交际花,姊姊玥放弃爱情而选择革命。不同于王曼英、孙舞阳和章秋柳等充满浪漫色彩的革命女性,玥投身革命后,才发现女性的命运在革命中依旧是漂泊不定而没有皈依的。当玥被组织安排,以自己的身体来引诱某部长,最后反而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被他强奸,这之后,玥的身体和精神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所有崇高的为大众的理想一下子都失去了它们的意义和光环。在白薇的写作里,她最关心的是女性真实的感受,揭示的是女性自我与社会规定的女性角色之间的矛盾。玥成为革命的工具后,她对自己的异化,对自我的迷失,深深地感到痛苦与失望,不像王曼英那么浪漫地对待自己的身体——彷佛身体只是一个感觉不到痛苦的纯粹的革命武器。
    女性的身体赋予了白薇独特的女性书写。在《悲剧生涯》里,白薇不厌其烦地提到她病痛的身体:她曾得过鼻炎、腹膜炎、伤寒症、胃炎、丹毒,还有就是令她痛苦不堪的淋病。整部《悲剧生涯》充满了病、医院、垂死挣扎的景象。可以说,她对这些病的絮絮叨叨和重复性的描写,只是再一次证明了她的「歇斯底里」的身体征候。在鲁迅著名的小说《药》里,病象征着病态的中国,是一种隐喻的叙述策略;而在白薇的笔下,病着的身体,尤其是有性病的身体,则是她每日必须面对的现实。于是,她非常详细地记录下每天对性病的自我疗法,病发时的苦痛,到处借钱时的尴尬,没有钱付房租、医药费、住院费及伙食费时的无奈;也详细地记录下朋友们一点一滴的帮助与支持,情人的无情与负心,势力小人的白眼。所有生活的艰难,所有娜拉出走后必须面对的困境,她都通过病痛的身体实实在在地表现出来,没有半点虚假。虽然她对革命和爱情有着热烈的向往与憧憬,但那浪漫的色彩都被病痛的身体无情地粉碎了。身体就是她的现实,身体就是她的一切希望与绝望。当最后有一位医生建议她摘除卵巢时,她因为卵巢对女人的生理、心理及神经都很重要,而拒绝动手术。“假如割掉了卵巢,就没有情热,没有欲望,没有野心,没有一切的希望了。但这些情热、欲望、野心、希望,就是我最重要的生命。”卵巢——女性的特征,是白薇不愿割舍的,即使这意味着她将永远被囚禁在病痛的身体里,即使这意味着她将永远歇斯底里:永远不被他人所理解。总之,我们在白薇的悲剧里,感受到的人间困境,不是一般一处的困境,而是爱情、写作、革命全都无法拯救的困境。在此绝境之中,她实际上提醒我们是否要寻找自救的可能。这也许正是《悲剧生涯》的意义。
    女人有没有真相?白薇其实早已做出了回答:她的身体就是她的真相。在残骸般的身体里,她仍然是一个自强自立、心灵丰富的女性,她仍然有情欲,有追求,有理想,有创造,她的心灵、生命和她的身体是密不可分的。这一饱受病痛与恋情折磨的身体,是她的情人杨骚所无法编造与篡改的,也是左翼男性作家所无法模仿的,更是任何意识形态所无法控制的。它不承载任何他人的语言,也不承载任何男性的语言,它只属于白薇式的独特的女性写作。
会员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