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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女人”的百年震撼 作者:刘剑梅 阅读次数:
凯特.萧邦:“坏女人”的百年震撼
 
刘剑梅
 
     在今天的美国校园里,十九世纪末的美国女作家凯特·萧邦(Kate Chopin)的作品已成了经典,她著名的小说《觉醒》总是被列为女性主义研究课的必读书目之一。大多数女性喜爱《觉醒》,而多数男性则不能接受。当这本小说在一八九九年最初出版时,凯特还是位孤独的拓荒者,《觉醒》受到了许多批评家与读者的非议,人们对这本小说所传达的大胆的女性主义的信息不以为然,有人甚至指责凯特“对有礼貌的社会犯下了十足的罪行”。当时《觉醒》只出了一版,一九O四年就绝版了,从此被埋没在历史的尘埃里。直到一九六九年,美国正赶上妇女解放运动,一位名叫Per  Seyersted的挪威学者重新出版了凯特的全部作品,才使得《觉醒》重见天日,之后这本小说被普遍认为是美国文学史上的伟大小说之一。
    当我与马里兰大学的一些男性教授谈起《觉醒》时,他们都承认这是一本好小说,但却不希望自己的太大读到这本小说。如果连后现代社会的男性在谈到《觉醒》时都有所顾忌的话,那么,我们就不难想象凯特在十九世纪末的人文社会里引起了多大的震撼。这本小说也曾经给过我很大的刺激,它不仅让我了解到美国南部特殊的文化色彩,而且让我对美国女性主义运动的历史有了更深刻的领悟。
 
    一
   
凯特的《觉醒》是一部关于家庭妇女命运的长篇。它描写的是一位上层社会的家庭妇女通过一次婚外恋而自我觉醒的故事,大胆地涉及到女性性欲的问题,并大胆地挑战了社会所规定的妻子与母亲的角色,也挑战了社会对所谓“壤女人”的定义。
    小说中的主人公爱德妮·庞特里尔(Edna Ponteller)是一位二十八岁的少妇,出生于肯德基州。她嫁给了新奥尔良州的一位四十岁的富裕商人,生育了两个儿子。在世俗的眼中,她的生活平静、温馨而富足,十分幸福。她自己好像也很满足,直到有一年夏天在一个迷人的夏日别墅里,她的生活突然泛起了阵阵波澜,内心深处似乎有个神秘的声音唤醒了她。
    夏日别墅位于“华丽小岛”中,爱德妮一家和朋友们在暑期间都喜欢全家搬到岛上去度假。丈夫周末来到小岛上与妻子孩子们聚会,周日则回去城里工作。别墅主人的年轻儿子罗伯特,喜欢对留在小岛上的妻子们献殷葱。南部的克里奥耳人(常指生于拉丁美洲的欧洲人后裔)的文化中,丈夫一般都不忌妒这些喜欢向自己妻子献殷憨的年轻男人,反而引以为荣,而这些年轻男人也不会越过传统的界限,很有分寸。可是,爱德妮毕竟不属于南部文化,在与罗伯特的朝夕相处中,她渐渐感受到身体中的力量与性欲。罗伯特教会她游泳,开始她很惧怕海,后来她敢于独自游出很远后,一被一阵狂喜所淹没,好像她突然获得了某种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使得她能够控制自己的身体和灵魂。一作者凯特在小说中借用了许多大海的意象来暗示爱德妮内心巨大的变化,她写道:
    总之,爱德妮开始意识列她在宇宙中作为人类一分子的位置,认识到她作为一个个体与世界的关系……大海的声音充满了诱惑;从未停息,向灵魂耳语、喧嚷、嘟哝、邀请,使灵魂在孤独的深渊里被它的咒语所迷惑,迷失在内心沉思的迷宫。大海的声音封着灵魂说话。海的触摸充满了感性,把身体包裹在柔软而紧紧的拥抱中。
    原本爱德妮嫁给她南部天主教徒的丈夫只是为了逃避家庭,离开父亲,从此关闭梦想的大门,以过平静的婚姻生活,可是现在她却发现这已经不可能了。除了年轻体贴的罗伯特,岛上一起度假的两位女性也从不同角度影响着爱德妮去感悟女性自身的价值。一位是她的好朋友阿得丽——典型的妈妈型女人,对传统的母亲和妻子角色感到非常知足;而另一位是性格孤僻的女钢琴家蕾丝。作为一位好母亲与好妻子,阿得丽的存在与爱德妮的觉醒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对话,令读者去思考女性在家庭中的位置和角色等问题,思考什么是“好女人”与“坏女人”的问题。极富个性的女钢琴家蕾丝则与南部的克里奥耳文化和上层社会的生活格格不入,其独具个性与魅力的钢琴演奏就像大海一样敲击着爱德妮的灵魂,令她颤愫,令她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
当罗伯特意识到自己爱上了德妮后他变得非常紧张。为了逃避这段感情纠纷,为了不违反文化禁忌,他匆匆忙忙地离开了“华丽小岛”,去墨西哥寻求发展。他的离去令爱德妮非常失望。暑期度假结束后,爱德妮和孩子们回到了城里丈夫的家裹,可是她却一再拒绝履行母亲与妻子的义务。无论丈夫怎样抱怨,她都不肯参加社区活动或去教堂,荒于家务,不去管理仆人,也没花时间照看孩子,跟丈夫只是在早饭桌上见面。相反的,她开始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花费很多时间独自到城里去散步,还去拜访自己的女友,并重新拾起她早期的绘画才能,大量作画。女钢琴家蕾丝既鼓励她,又提醒她可能缺乏艺术家的灵魂,因为艺术家具有超人的勇气,敢于反抗社会。后来爱德妮拒绝去参加她妹妹在纽约的婚礼,也拒绝和丈夫去纽约处理生意上的事务,她的丈夫只好自己去了。这期间,她把孩子们送到乡下的婆婆家,享受独处的日子。
    她的绘画逐渐有了一些收入,又继承了母亲的一小笔遗产,加上从赛马会赢来的钱,她决定搬出丈夫的大房子,自己在街边租了一个小房子,有了自己的空间。与此同时,她与赛马会上认识的男子姚西发生了性关系,享受到了与丈夫未能享受到的性快乐,然而,她自己却非常明白那不是爱情。不久她日夜思念的罗伯特回到了城里,终于对爱德妮坦白了他的爱情,但认为她是属于她的丈夫的。爱德妮则告诉他,她只属于她自己。正当两人倾诉爱情的时候,她的女友阿得丽遇到难产,让仆人请爱德妮去帮忙。她毅然前去,要求罗伯特在家中等她,女友生产时的痛苦让她回想到自己生产时的情景。可当她回到家中,罗伯特已经离去,留下一个小纸条,上面写着:“再见,因为我爱你。”绝望之余,爱德妮一夜末眠。第二天,她独自回到“希望之岛”,赤裸裸地扑向大海,最馈消逝在大海中。觉醒后的爱德妮发现她在社会中并没有生存之地,于是选择了自我毁灭之路。
 
    二
 
    作者凯特出生于一八五O年美国南部的圣刘易斯城。由于父亲在她五岁时就去    世了,她从小由妈妈、外婆、曾外婆扶养大。父亲的缺席使得她在成长过程中只有女性的影响,也使得她能够与传统男性社会的条条框框保持一定的距离。母亲一直提供给她良好的教育,送她去女子教会学校读书,在动乱的南北战争中,她受到母亲很好的保护。
凯特二十二岁时,嫁给了南部的克里奥耳人奥斯卡·萧邦(Oscar Chopin),于是跟随丈夫迁往新奥耳良州的路易思安那。
奥斯卡是做棉花买卖的生意人,两人感情融洽,共同生育了六个孩子。婚后的第十二年,奥斯卡突然因病去世,凯特不得不挑起了照顾生意及照顾孩子的重担。一八八四年,她回到母亲家中,但母亲也很快就离世了。家中亲人因疾病与死亡突然消失在她的生活中,使得凯特不得不面对寻找自我在社会中的角色和位置的问题,而这种不断的自我寻找后来也成为她写作中的重要主题之一。
    也许正是因为自我寻找与自我认同的需求,凯特于一九八九年开始认真地写作。她的第一本小说集《不知所措》(At Fault,1890)和第二本小说集《牛轭湖人》(Bayou Folk,1894)受到了美国文学评论界的好评。在这两本小说集中,凯特非常关注南部妇女的生活问题,不过除了一篇涉及家庭女性被丈夫虐待的短篇小说比较尖锐外,其它几篇短篇小说都显得比较平淡。在凯特早期的写作生涯中,她虽然了解新崛起的“新女性”和一些女权主义运动,可她并末正面歌颂或认同“新女性”,反而带着一种怀疑的态度观望着。不过,她在后来的写作中,越来越大胆地剖析女性的感情经验。一八九四年四月,她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个小时的故事》的短篇小说,讲的是一个妻子在得知丈夫在火车事故中去世后,开始很悲痛,但不久就意识到她再也不需要为别人活着,从此可以照着自己的愿望生活下去了,于是,她感到了一种空前的喜悦,一种重新获得自由的喜悦。然而,正在此时,丈夫推开房门走了进来,原来他并没有受伤,而妻子看到丈夫后,却因心脏病突然发作而死亡了,据医生诊断,“她死于快乐。”这篇小说传达出了家庭妇女渴望自由的声音,这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还是很罕见的。读者很容易联想到凯特自己与她母亲的亲身经历,也许在她们的丈夫去世后,她们不得不独立,但在独立中体会到了其他家庭妇女所无法体会到的自由的快乐。
    凯特的写作不同于当时欧美流行的多愁善感的浪漫主义小说。她的写作比较贴近现实主义,在点滴的日常生活描写中表现出家庭妇女的喜怒哀乐和她们的生存环境。一八九九年《觉醒》的发表标志着凯特真正找到了自己女性写作的声音,可是她却因为这本书而几乎结束了文学生涯。小说中的女主角爱德妮从一个妻子和妈妈的角色中觉醒,找到了充满活力与个性的自我,也找到了艺术家的自我。她不再属于丈夫,也不再属于孩子;她不再是任何人的财产和附属品,而是只属于自己;她有自己的感情与性欲,能听到自己灵魂的声音。用女主人公的话来说,“我可以放弃非本质的一切,我可以付出钱,我可以为我的孩子付出生命;但是我不能付出我自己。”一换句话说,她不满足于只是做个好女儿、好妻子和好母亲,因为这些角色都是男性中心社会为女性所制定的。相反的,她追求一种有主体声音的女人性。这种女人的好与坏不是由父亲、丈夫和孩子所决定的,而是由自己的灵魂所控制的,由自己生命的本质所决定的。
    然而,当时的读者群和批评家还无法接受这么超前的思想,就连喜欢凯特以前作品的女批评家法兰西斯(Francis Porcher)二都无法接受《觉醒》,认为“这篇小说使人对人类的本性感到厌恶”,并强调作者有责任避觅描写“道德败坏”的人物性格和“私通”场面。大多数批评家则用“不健康”、“病态的”、“有毒的”、“令人不愉快的”等字眼来评论这篇小说,对凯特触犯道德与宗教的条例规范大为不满。《芝加哥时报》甚至把这本小说归类到“性小说”的领域中,以此来诋毁此书的真正价值。虽然凯特以嘲弄的眼光来看待这些评论,虽然她仍然努力地保住自己长期主持的文学沙龙,可是她的写作还是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在《觉醒》之后,她再未写出更杰出的作品,并于一九O四年死于脑出血。
 
    三
 
    虽然我们不能肯定凯特是否读过易卜生的《玩偶之家》(1879年),可是《觉醒》所探讨的也是女性意味着什么的问题。就像娜拉一样,爱德妮最开始也是丈夫的财产之一,后来毅然走出家庭,寻找个人自由。但是,凯特毕竟是一个女作家,她把母性与女性的矛盾刻划得非常好。  
    小说一开头就写丈夫看爱德妮的眼光,他看着她“如同看一件有价值的财产”。后来,丈夫埋怨她“习惯性地忽视孩子”,而自己却不是常常在外头做生意,就是出去与朋友玩台球游戏。“家”这个空间就像是一个鸟笼,爱德妮是监禁在笼中的金丝鸟:水远只是为了丈夫和孩子活着。然而,很早以前,她就本能地意识到自己的双重生命,“外在的存在方式是努力地适应着,而内在的生命却叩问着”,这使她不同于妈妈型的女友阿得丽。在爱德妮眼中,阿得丽很完美,像一个女神,把自己的身体与灵魂全部都无私地给予了孩子,代表了世上所有伟大的母爱,但是爱德妮却认为阿得丽“无色彩的生存方式”永远都无法把她从“盲目的满足里提升出来”
    爱德妮离开他们【阿得丽一家】后没有感到抚慰,反而感到忧郁。她所看到的和谐家庭的小小一幕,使她既不感到遗憾,也不向往。这并不适合她的生命条件,她唯有感到一种令人震惊的无望的厌倦。
    爱德妮是一位“现代型”的女英雄,因为她从未停止过对自我的追寻与认识。她逐渐离开丈夫提供的舒适的上层社会的生活,越来越深入地走追内在的自我;而走进内在的自我后,她发现“街道、孩子、水果摊、花……这些异化世界的部分,都突然变成了敌对的一面。”其实爱德妮也爱孩子,她喜欢听到他们天真无邪的声音,喜欢他们天使般的拥抱,喜欢感受他们年轻的生命存在,但是,当“孩子们就像敌对者一样征服着她,试图在她余下的日子里把她拖累成灵魂的奴隶”的时候,她本能地反抗,有意识地保护自我。
    凯特之前的女作家们,还从未把孩子的问题与女性解放的问题放在一起来讨论,因为伟大的母性一直被认为是女人的天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新女性挣脱出父权男权的束缚在易卜生的戏剧中早就有所表现了,但是,易卜生却没有深入地讨论女性解放中最敏感的问题,那就是母爱与女权冲突的问题。在小说结尾,爱德妮又一次目睹了女友阿得丽忍受生产时的痛苦,离去前,阿得丽叮嘱她要“想着孩子”。孩子们的权利与爱德妮追求自己道路的权利严重地冲突着,情人罗伯特的离去似乎唤醒了她的母性,最后她再也没有退路,只有投向大海的怀抱。投向大海前,她一丝不挂,“像个刚刚降生的婴儿,睁开眼睛看着熟悉的世界裹她以往未知的一切”,把自己埋没在没有任何条条框框的大海里。她是一个现代的悲剧女英雄,全身心地投入在自己的欲望、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毁灭中,她的悲剧是一个女性的悲剧,也是一个母亲的悲剧。
    当代的美国女性读者喜欢《觉醒》,因为她们发现凯特这位“古典的”美国女作家所表达的是当代女性所关心的问题。无论现代工业社会如何发达,女性如何解放,母爱与女权冲突的问题始终是一个恒久的问题:木远无法全面解决。当代的许多批评家把注意力放在婚外恋的问题上,认为凯特大胆地涉及了“红杏出墙”的性爱题材,把女性的性欲作为一个主体而非客体表现出来,我虽然同意这些观点,但是我却认为这并非是小说最关键的所在。小说中的爱德妮其实不是任何人的附庸,丈夫无法阻止她的内在转化,跟她发生性关系的姚西无法进入她的内心世界,选挥了这种生存方式,但不幸的是,这种生存方式奥女性最本质的母性不能融合,不能共存,这大概是女性“觉醒”之后,找到自我之后最无奈也最具悲剧性的地方。
    另外值得注意的就是女性写作的问题。凯特在小说中有意识地寻找女性的写作语言,在男性的写作世界裹寻找一种属于女性的独特的语言。当她写到爱德妮的性欲、写到她觉醒后一步步内化的过程时,她借助大海的语言,借助女友间的私语,借助童话世界的语言,借助音乐和绘画等独特的语言来表达细腻的女性感情经验。爱德妮在觉醒以后,常常觉得很难找到合适的辞汇来传达自己的感受,因为现有的辞汇都是男性的语言,只有街出“语言的牢房”才能传达出她的一点心声。于是,  正是在那些未划入地图的空间里,在字里行间中,在无法言传的欲望领域里,爱德妮开始找到了居住的地方。大海让她莫名地感动,音乐直接穿透了她的灵魂,绘画成了她的谋生手段之一——这些“家”之外的空间、语言和职业带给她希望,带给她崭新的世界,当然也带给她觉醒后的痛苦。凯特在小说裹写到了男性语言与女性语言的冲突,写到冲突之后爱德妮感到自己在说二种无人能听得懂的语言,最后也写到爱德妮希望自己能够找到一种言语,这种言语“能够表达出她所说不出的,但并非是她说不出的需求”。所以,“觉醒”不仅是女性性欲的觉醒,更重要的是寻求女性语言的欲望的觉醒。正是后一种觉醒使得凯特远远地超越了她自己的时代。
                                       原载于《真禺象》二OO二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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