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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拥抱文学的幸福 作者:刘剑梅 阅读次数:
载自《共悟红楼》
重新拥抱文学的幸福
 
    刘剑梅
 
    父亲在海外的精神之旅,到了近年,回归到中国文学经典和中国文化经典,而这些经典中,最让他痴迷眷恋的精神故乡就是《红楼梦》。他面壁沉思时悟的是《红楼梦》,浪迹四方时携带的也是《红楼梦》,此时父亲在我心中的形象,就是带着精神故乡穿越时间和空间的漂泊者和思想者。他讲述《红楼梦》不是为了表现自己和点缀自己,而是为了穿越生命困境而拯救自己。他不故作学问姿态,但求生命境界。文学思索可以和生命如此贴近,这是父亲给我最重要的启发。我因为从小就喜欢读《红楼梦》,现在又受父亲的感染,便起了与他对话的念头。但是我对《红楼梦》的感悟离父亲太远,所以与其说是“对话”,不如说是充当一个很好的“听者”,只能好好地倾听父亲的讲述。
    想和父亲对话,自然也不是为了装璜自己,说到底,也是为了救助自己。对话除了可以帮助我“自知其无知”(苏格拉底语)之外,还帮助我回归文学。这些年读了太多西方学院派的著作,中“毒”太深,几乎离开了文学。不仅是我,而且我还发现我的同事们谈论的都是“全球政治”、“第三世界”、“帝国主义话语霸权”、“反殖民扩张”等等大概念,似乎也没有真正关注文学的。经过了后现代主义的洗礼,文学批评和文学作品越来越脱节。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作家已死”的宣言,保罗·德曼(Paul De Man)等解构主义者的审美缺席,都不顾作者的意图,不理会文学是人学,完全否定人的主体意识和价值判断。这样一来,文学批评家也就不需要具备任何文学直觉,只要会运用西方理论,即使面对再差的文学作品,也可以讲出一番玄玄乎乎的道理。我本来是出于对文学的热爱才进了北大中文系,在美国也从事文学教育,但是到了后来只感到困惑和迷失,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讲述文学话语,还是政治话语。
    在《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1973)一书中,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提出了“审美自主性原则”。在他看来,审美完全是一种个人行为,与社会关系无关,并认为文学批评作为一门艺术,终归是一种精神现象,“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经典,而这力量又主要是一种混合力: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以及丰富的词汇”。正是从这样一种批评思想出发,布鲁姆认为,只有那些经得住纯粹审美考验的作品才有可能成为经典。在《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一书中,布鲁姆更是站在传统的立场表达了对当前颇为风行的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的极大不满,把女性主义批评、新马克思主义批评、新历史批评、解构主义批评等统统称为“憎恨学派”,因为正是这些人颠覆了经典。布鲁姆守持精英主义的象牙之塔,对经典所固有的美学价值和文学价值作了辩护。他认为,阅读经典只是一个心灵自我对话的过程,而“心灵的自我对话本质上不是一种社会现实。西方经典的全部意义在于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独,这一孤独的最终形式是一个人和自己死亡的相遇”。布鲁姆回归文学经典的论述,可能偏激,但也提醒我们不要以政治话语取代文学话语。这一思路与我父亲相通,也是我新近的一种觉悟。
    父亲回归《红楼梦》,并引导我也回归中国文学经典,重拾进入文学的初衷。如果说布鲁姆在《西方正典》是以莎士比亚为坐标来阅读西方的文学经典,那么父亲的坐标则是《红楼梦》。在与父亲的对话中,《红楼梦》中那些美丽而聪慧的少女们再一次回到我的精神生活,她们不是政治棋盘中的“棋子”,也不是男权社会中的摆设和花瓶,而是有思想、有个性、有灵气、有才情的世界主体。尤其是林黛玉,连宝玉都被她所“启蒙”。林黛玉身上的灵性,常常让我联想起伍尔夫的小说《到灯塔去》中拉姆齐夫人所感受的“第三道闪光”:
 
    她从手里编织的活计上抬起头来,正好遇到第三道闪光,她觉得仿佛是与自己的目光相遇,是用她独有的方式谈就她自己的思想和心灵,清除那句谎言、任何谎言的存在,让心灵净化。她在赞美那道闪光的同时,也不带任何浮夸地赞美了自己,因为她坚定,她敏锐,她美丽,一如那道闪光……她把编针悬在手上,目不转睛地望着、望着,她的心灵深处升腾起一缕薄雾,漂浮在她的心湖之上,那是一位新娘在迎接她的心上人。(维吉尼亚·伍尔夫,马爱农译,《到灯塔去》,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56页)
 
    这“第三道闪光”实际上就是伍尔夫所书写的“灯塔”,它神秘的力量让拉姆齐夫人有了心灵的向度,特别是有了内心的自我反观与自我发现的能力。林黛玉身上的灵性又何尝不是来自这“第三道闪光”?而《红楼梦》所带给我们的文学的力量又何尝不是这神秘的“第三道闪光”?回归《红楼梦》,对我来说,就是重新寻找和守护这道可以照亮生命和灵魂的光明,重新拥抱蕴含在文学之中的幸福。
    我要感谢三联书店的李昕老师,他是父亲多年的好朋友,二十多年前就作为责任编辑出版过父亲的著作,这次出版此书,他又给我许多切实的鼓励和推动。我也要感谢本书的编辑serena,非常感谢她认真的审阅工作。此外,我还要感谢我的亲表叔叶鸿基教授,他是福建泉州黎明大学电子工程系的主任,专业水平很高又热爱人文科学。此次我和父亲整理出对话稿后,他带着先睹为快的热情,在繁忙中立即为我们打印出来。父亲说,没有他的帮忙,我们的书稿可能会拖半年,得好好感谢他。
 
二OO八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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