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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上了理想主义的末班车 作者:刘剑梅 阅读次数:
 
 
搭上了理想主义的末班车
 
刘剑梅
 
    在课堂上,当我面对马里兰大学的美国大学生和华裔学生时,看到他们一边听我演讲,一边在电脑上做笔记,同时还在电脑上做着些别的查询或者通讯时,突然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不错,我们已经跨入了一个电子数据时代,学生们对电子技术和网络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文学的兴趣,连上中国文学课都离不开电脑。马里兰大学不仅不限制学生上课时带电脑,反而鼓励教授要跟上时代的潮流,尽量学会用新的电脑技术教学。当然,教学和学习手段是越来越先进了,可是我却强烈地感到,有一些重要的东西正在悄悄地离我们远去,这些东西是什么呢?可能就是本雅明所说的“灵晕”(aura) 吧。本雅明说,“在机械复制时代凋萎的东西正是艺术作品的灵晕。”而我在电子数据时代中所体验到的那种“灵晕”的消失则是诗歌的消亡,是书写文字的消亡,是浪漫的理想主义情感的消亡,因为这种消亡,使得我更加地怀念我在北大的青春时期。
    我记忆中的北大,是充满诗歌和诗情的。1985年考上北大后,我突然感到了一种生命的大解放。因为我从小就不通数学,一到考试时,就感到压力很大。自从考上北大中文系后,我第一次不用学数学了,第一次可以专心地学习自己热爱的文学了,内心无比喜悦,好像真的体会到庄子所说的大鹏展翅、可以扶摇直上九万里的那种内心的绝对大自由了。最有意思的是,我所在的85文学班,是一个人人皆诗人的班级。每次同学聚会,都有诗歌朗诵,都有吉它伴奏,都有轻声吟唱,在朦胧的月光下,在宁静的未名湖旁,我们静静地沉浸在心与心的交流中,体会着诗歌的美感,体会着文字的神秘,体会着彼此年青的心跳。现在回想起这些青春时期的场面,就像鲁迅回忆少年时的闰土一样,是一副神异的图画,连深蓝的天空、金黄的月亮都有着传奇般的迷人的气味,而且这种气味是根本无法复制的。是的,当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诗歌的恋人,文学的恋人,和思想的恋人,虽然当时我们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没有网络,可是我们却共同拥有对文学的热爱与激情,我们人人都会写作,个个都有文才,都有浪漫的文人情怀,都能体会到艺术的“本真”,而这种浪漫情怀、这种本真的艺术感觉(或者“灵晕”)在电子数据时代和商业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在美国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总是离不开讲“五四”和“六四”,最可笑的是,我的学生们常常分不清这两个历史时期。不过仔细想想,这两个时期还真是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样是受到西方启蒙主义的熏陶,同样是如饥似渴地阅读以往无法接触到的书籍,同样有着文化改革的热情,同样高举着个人主义的旗帜,同样拥有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情怀。不过,因为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五四的先驱们对中国古代传统采取无情批判的态度,而我们这一代人无论是对西方文化还是中国传统文化都是采取全盘吸收的态度。那时全国正处于“文化热”,是一个渴求知识的历史阶段,对所有新的知识都一概全盘吸收,所以古典文化对于我们一样也是新鲜的。记得刚进北大不久,有一次和几个女同学去中文系的男生楼聊天,大家正好在讨论“寻根热”的课题,我们对以文化中心取代政治中心都产生了很大的兴趣,积极地讨论要寻什么样的根,而这种寻根热也多多少少受到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品的影响,所以中西文化热混杂在一起,让我们如痴如醉。类似这样的讨论非常多,我的印象中,好像中文系的同学们基本上都是博览古今中外书籍的全才,讨论起问题来都异常执着。当时我们不仅重读庄子、老子和孔子等古代经典,而且还通读西方哲学和文论,黑格尔、康德、叔本华、尼采、萨特等哲学思想是我们争论时常常引用的。不管是否真的读懂,我们的那股学习热情和对知识的崇拜和渴望是被一种理想主义支撑着的。虽然我们对崇高的革命意识形态已经产生了幻灭,可是还拥有对家国的美好理想,这种宏大的理想与个人的梦想交织在一起,让我们的内心非常充实,好像拥有了整个世界。
      北大中文系拥有很多思想颇为先锋的老师,我记得严家炎、孙玉石、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温儒敏、乐黛云、曹文轩等诸位老师的课都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北大中文系的那种鼓励独立思考的自由氛围,好像就是专门为了诗人、作家和批评家而设的,我们不仅常常追着老师讨论问题,而且在宿舍里也总是争论着非常重大的问题,像存在主义等哲学问题,并且交流着自己的文学创作。我们有自己的文学社团,如《蓝社》、《五四文学社》等,还有自己的文学刊物,比如《启明星》。八五文学班的诗人如戈麦、西渡、郁文、紫地、西塞的诗歌,还有桑桑的小说以及我的散文和文学评论就常常在《北大校刊》和《启明星》上发表。我还曾经组织过一次全校规模的文学节,请来了许多当时著名的诗人、作家、和评论家,跟我们中文系的同学们平等地交流,在文学面前,没有社会地位的差别,没有等级贵贱的差别,只有文学感觉、趣味和才能的差别,还有精神和思想深广度的差别。现在回想起北大的四年读书生涯,很多具体的事情都模糊了,但是那种“绝对文学化”的精神氛围却仍旧印象深刻,而且今生今世都永远不会忘记。虽然我在海外攻读的也是文学专业,教授的也是文学专业,可是再也没有体会过北大的那种纯粹的绝对的文学化氛围了。前几年,回到北大见到了我们八五文学班的班主任张鸣老师,他跟我感慨,说现在的北大中文系也缺少这种“绝对文学化”的氛围了,新的一代学生更重视的是职业技能,是实际的生活本领,而不是对人文主义的关怀和对文学的执着追求了。
    看来,我很幸运,因为我赶上理想主义的末班车。在文学逐渐被疯狂消费的商业社会和全球政治所挟持的当下,在到处泛滥着“下半身写作”、美女写作的境况里,我的内心仍然能够保持着平静与纯净的状态,保持着纯文学的状态,没有被外界的喧嚣所侵扰,因为北大时期的那种文学的“灵晕”始终伴随着我,照耀着我,始终回荡在我的心底。
 
二0一0年六月写于马里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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