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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孩子的圣经 作者:刘剑梅 阅读次数:

 一个孩子的圣经

刘剑梅

 

                                   (一)

 

在《四书》的后记里,阎连科把自己称为“写作的叛徒”。所谓“写作的叛徒”就是对文学的习惯性思路的背叛。他说:“胡扯八道,信口雌黄,在写作上真正彻底地获得词语和叙述的自由与解放,从而建立一种新的叙述秩序。我把《四书》的写作,当作是我写作的一段假期。假期之间,一切归我所有。而我,这时候是写作的皇帝,而非笔墨的奴隶。”[1]这样的写作,是一次真正的为自我的写作,一次内心充分获得大自由的写作,既不再考虑是否能通过政治审查,也不再在乎小说出版后是否会获得商业上的利益,完全超越政治,超越市场,也超越“习惯文学”尤其是“现实主义”的束缚,自己赋予自己最大的自由,这正是对文学自由本性的一次大的觉醒。

维吉尼亚伍尔芙在写作《奥兰多》的时候,也称给自己的写作放了一次假。然而,《奥兰多》读起来非常轻松,天马行空,不仅跨越时空,而且跨越性别,又好玩又有趣,而《四书》读起来却分外沉重,仿佛把读者带入到一个无处逃遁的深谷,一个被死亡紧紧追逼的人间地狱,让人几乎不得喘息。而面对文本,我们不得不正视惨淡的人生,淋漓的鲜血,不得不正视存在的荒谬与绝望。阎连科所谓的“写作的一段假期”,实际上就是要让写作回归写作,让文学回归文学,不受任何外界条条框框的限制,而只关乎心灵。从这个意义来看,阎连科既是“写作的叛徒”,也是“写作的忠臣”。说他是写作的叛徒,是因为他在审美形式上另辟蹊径,独树一帜。《四书》把小说写成一部现代童话,一种知识分子寓言,是一次“心灵的冒险”,[2] 或者也可以说是阎连科自己的文学理论“神实主义”的一次冒险性实践,即只追求“心灵感知和精神意会这种内在的逻辑存在”而搁置了“日常的生活逻辑”[3]。他不仅背叛了我们熟悉的文学习惯,也背叛了他自己熟悉的叙述方式。说他是“写作的忠臣”,甚至写作的赤子,则是他在“背叛”中却真正守持了对文学的忠诚与热爱,才会不顾政治与市场,坚持“我手写我心”,只顾探寻文学如何表现“内因果” “内宇宙”的逻辑,回到文学最真实的定义——文学只重心灵的世界。

                      

                          (二)

《四书》的语言一反阎连科以往惯用的《坚硬如水》《为人民服务》中狂欢似的反讽诙谐的语言,回到最简洁的如同《圣经》般的叙述方式。这种极其简约的《圣经》式的文体不适合描述和再现复杂的外部现实世界,却可以直接穿透物质和现实的表象,直指人的内心和灵魂,叩问世界的终极意义。刘再复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维度及其局限》一文中,曾经指出五四以来的文学就只剩下一个“国家社会历史”之维度,“文学变成了单维文学”。他说:

文学,缺乏下列几种非常重要的度:

   (1)缺乏与“存在自身”度,即叩存在意的本体度;(2)缺乏与“神”度,即叩宗教以及与之相关的超世界的本真(3)缺乏与“自然”(包括人性内自然与物性外自然)度,即叩生命野性的本然的度。因上述三度的薄弱,因此形成中国代文学两个大的局限:缺乏想像力和缺乏形而上的品格。几乎失落的三种度中,以叩宗教之的失落最底,因从“五四”开始,多数作家信奉的是科学,他把宗教作科学的立物,也作文学的立物,整个灵魂生巨大的向。[4]

中国当代文学自八十年代的寻根派写作和实验小说之后,已经慢慢弥补了“单维文学”的缺陷,比如自然的维度,在莫言汪曾祺阿城韩少功贾平凹张炜迟子建等的小说中都已经出现,韩少功的《山南水北》阎连科的《711号院》都进行了梭罗《瓦尔登湖》似的描写;而对“存在自身”的对话维度,余华的《活着》薛忆沩的《遗弃》高行建的《灵山》等作品都有探讨。只是与“神”对话的维度相对还比较弱,不过即便如此,我们已经从张承志的《心灵史》和霍达 《穆斯林的葬礼》看到对伊斯兰教的思索,从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看到信奉“万物有灵”的萨满教的影响,从范小青 的《瑞云》《还俗》《香火》看到关于佛教与禅宗的领悟,北村的小说《张生的婚姻》《施洗的河》《我和上帝有个约》作者基督徒的身份时隐时现,李锐的《张马丁的第八天》讨论信仰是否一定能带来救赎以及救赎的代价和意义。这些当代文学作品都在试图拓展与“神”对话的维度。

《四书》既挖掘了“与‘存在自身’对话的维度,也探索了“。这部小说是一部“半宗教小说”,也是一部“形而上的寓言小说”[5]。借用高行健的书名《一个人的圣经》,《四书》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孩子的圣经”。虽然作者描写的是右派改造大跃进大炼钢铁全国饥荒等历史现实中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情,作者也明确地表明“谨以此书献给那被忘却的历史和成千上万死去与活着的读书人”,但是作者的目标并不是仅仅为了表现历史表象和现实表象,而是刻意叩问出表象背后那个荒诞时代的精神真实,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体在那个荒诞时代真实的精神真相。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其实是双重奴隶——不仅身体被奴役,精神更是被奴役,这些知识奴隶没有正常的生活没有正常的爱情没有人的价值和尊严。他们的个性全被磨灭了,所以也不需要具体的名字了,我们不知道小说人物的背景形象和生活习惯,只知道他们属于同一类人,都是有罪的读书人。于是,作者不仅虚构了一个地理空间“罪人育新区”,虚构了一个“孩子”的人物,并且以塑造“社会像类型形象”的方式来塑造知识分子这一“人型” “人质” “人囚”的共同命运——共同被双重奴役的命运。高行健在《灵山》中,以人称代替人物,阎连科在《四书》中,则以集体“共名”代替个体命名,以“人型”代替人物,小说人物没有具体的姓名,而是被称为“学者”“作家”“音乐”“宗教”“实验”等。孙郁对《四书》中没有姓氏化命名的现象作了这样的评论:“他们的家族背景社会关系都在因果关系之外,可是心灵与世界对应时的内在意味,那么真地流动着,每个人的背后折射的历史,都不是教科书里的语言可以显现的。”[6] 在我看来,作者以知识类型形象来呈现那个时代的读书人,实际上正是暗喻政治意识形态已经完全吸干了所有知识分子的个性,他们连真正属于自己的名字都没有了。在“上边”的眼里,他们只是一群需要改造的罪人,他们只有带罪的共名。

《四书》一开篇就为我们勾勒了一个荒蛮的世界,一个与世隔绝的育新区,一群“有罪”的读书人和一个小头目——孩子,这群人在没完没了的劳作中在洗清“原罪”——读书的罪,独立思想的罪。如果《圣经》把有“原罪“的人指引向善,让人的灵魂得到救赎,那么《四书》中描写的罪人们接受改造的过程,却是一个把人性中残存的善步步加以消灭。程光炜指出:“它形式类似《圣经》的赎罪,本质却是对圣经意义的最彻底践踏和否定。”[7]  当读书人的书全部上交,被烧毁,这就意味着他们原有的知识体系必须被摧毁,独立思想的资源必须放弃,然后接受身体和灵魂的双重改造,而双重的被改造被奴役的过程,便是一点点吸干每一个读书人原有的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的过程,也是把人性逼向恶,逼向无法救赎的深渊的过程。这个过程之残酷令人难以置信,“实验”最开始想通过检举在野地里野合的音乐和学者而得到自由,但是后来却被作家捷足先登(秘密向孩子举报,获得了五颗红星——自由的通行证),但不久又被同类所报复,被夺去了那五颗星。为了逃离奴役,这群知识分子不择手段,不惜扭曲自己的良心和灵魂。如果《圣经》指向的是一条通往天堂的光明之路,那么《四书》中的对身体和灵魂的双重改造只是把这群知识分子引向人间地狱,他们原有的做人的尊严和作为读书人的尊严被一点点剥夺和践踏,他们学会撒谎浮夸和谄媚,变得阴险狡猾和卑鄙,在饥荒的时候,连读书人也沦落成“吃人的人”。

关于吃人的现象,蔡建鑫是这样比较鲁迅的《狂人日记》和阎连科的《四书》的:

“鲁迅的狂人发现中国自古以来的仁义道德就是人吃人的盛宴。狂人阅读里的古书满纸仁义道德。所谓的古书还有什么比‘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仁义道德更经典的呢?对照《狂人日记》,《四书》里的人吃了人然后自杀的情节,实在更发聩震聋。尽管故事内容历史语境不尽相同,阎连科呼应了鲁迅,二者都对彼时彼地中国的病理做出一番望闻问切和批判。当然最大的差异在于鲁迅的狂人为虚构寓言,而《四书》里的人吃人则是有史实的凭依。”[8]

同样写吃人,鲁迅在中国的充满仁义道德的古书的字里行间中读到了“吃人”二字,也就是说,在鲁迅眼里,这些古书和它们构筑的文化是有害的,因为它们扼杀了中国人的个性,所以从隐喻的角度来看,它们是“吃人”的;而阎连科写的吃人,则是读书人在失去书——文化精神资源之后,表现出来的“丧魂失魄”的惨状,那种恐怖的吃人现象恰恰是失去精神支柱后的最惨烈的结果。也就是说,在鲁迅的眼里,那些代表传统文化的书是有毒的,是吞噬人的;而在阎连科眼里,所有被收缴焚烧的书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资源,当它们被禁锢被烧毁,就意味着读书人的精神支柱被瓦解,最后唯有堕入野蛮而惨烈的“吃人”的深渊。

                      

(三)

《四书》中孩子的形象最富有寓言的内涵。可以说,《四书》是一个孩子的圣经,一个孩子的童话,孩子即赤子。唯有尚未完全死灭的赤子之心代表大黑暗时代的一点光明,代表中国还有一点区别于禽兽的不忍之情。阎连科故意让一群有知识的读书人——罪人听命于一个“孩子”的领导,这种独特的设置赋予这个孩子的心路历程极其深刻的隐喻。

这个孩子的形象是双重的,一方面,他拥有“小头目”的外壳;另一方面,他又有千百年来中国文化所形成的善的内心。这个形象在小说中便有一个生长的过程。在小说的开篇,孩子是残忍的,他是育新区的小头目,像个小法西斯,他收缴读书人的书,并焚烧这些书籍(当然后来读者才知道他烧掉的只是重复的书)。不仅如此,他还恶意地侮辱这些读书人,把他们当成牛马,当成贱民,当成罪人,比如他让作家自己骂自己的著作是狗屎,看到宗教收藏的圣母玛丽亚的画,就让宗教自己骂自己是流氓,用戏谑的方式作弄和侮辱这些读书人,践踏他们的自尊。孩子的这些无知的残忍的行为跟那个疯狂的革命年代中盲目崇拜“上边”的意识形态的做法没有什么两样。

作为九十九育新区的小头目,孩子一开始就只是“上边”的意识形态的传声筒。他对读书人的侮辱,他设置的红花五星管理制其实不过是为了执行“上边”的指令。“上边”让他撒谎,他就撒谎,明知不可能产一万五千斤,但在追求光荣的虚荣心的驱使下,他一样虚报了一万五千斤。大炼钢铁时,为了能到京城,他逼迫“罪人们”每日每夜地苦干,还不惜撒谎,宣称是他发明的“黑沙炼铁术”,而把准备送往京城的用真正钢铁做成红星形状的铁谎称是“黑沙铁”做的。孩子本来不会撒谎,后来为了追求所谓的“光荣”,也学会撒谎,在整个浮夸的不诚实的时代,他只是其中的一员。不过,阎连科把这一切当作孩子的外壳。在那个专制无孔不入的年代里,孩子只不过跟随着时代潮流;而阎连科更加侧重勾勒孩子的童心,比如只要育新区的人不肯按他说的做,他最后的一招,总是拿出一把大铡刀来威胁育新区的罪人,并不是要把哪个罪人斩首,而是威胁他们如果不听他的话,就干脆把孩子他的头铡在地上。这个举动显然受了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的影响,但是也表现出了孩子“天真”和童心未泯的一面。阎连科不仅强调孩子有童心,也强调孩子的不忍之心,通过写《罪人录》的作家之口反复地强调孩子是善的。的确,相对于九十九育新区的读书人后来一些令人不齿的举动,至少孩子没有去迫害人,没有去检举人,他不虚伪,也不卑鄙狡猾。孩子领导知识分子,红卫兵领导老师,在《四书》时代的后面几年就成了一个大趋势,《四书》中的孩子似乎标志着一个“准红卫兵时代”,不过这个孩子不是红卫兵,还没有打打杀杀的暴虐,而是内心很透明,很纯洁,对崇高对荣誉一直有追求,而且在残酷黑暗的日子里,孩子一直保持纯洁的内心。即使音乐因为饥饿,试图“色诱”孩子,孩子不为所动,坚决拒绝,只是无条件地给了音乐食物。

这个还保留着善良的心灵的孩子,后来一次次被上边哄骗与愚弄,无论怎样努力大炼钢铁或培育亩产万斤的实验田,他上京城的愿望还是一次次落空,最后到了大饥荒时期,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读《圣经故事集》的连环画,于是,他的内心和思想慢慢都起了变化。比如当宗教饿得几乎走不动时,拿着圣母玛丽亚的像到孩子面前又踩又撕又扣圣母的眼珠以换取食物时,孩子不但不高兴,还抓起黄豆气愤地向宗教打去,跟小说开始孩子命令宗教践踏玛丽亚的画的态度全然不同,这已经为孩子后来的壮举做了铺垫。当孩子最后一次带着希望,拿着作家用血种成的十八穗的麦进京后,回到九十九区育新区的孩子就有了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的惊人之举。

 在那刚从东升的日光里,被自己钉在十字架上的孩子那脸上,有忍了剧疼满意浅浅的笑,发着红的光。孩子他时天亮后,日出正时铺满红花自己把自己钉上的。没人知道孩子在京城一个月,见了什么遇了什么生发了什么事。他回来后的第一桩,是自己把自己钉上铺满红花的十字架。[9]

显然,孩子最后的一次北京之行,让他对以往信奉的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彻底产生了幻灭,而转而选择接受基督教的救赎精神。“孩子像耶稣一样把自己钉在铺满红花的十字架”——到了这一刻,孩子已经充满了神性的光辉。他的这个模仿耶稣的动作行为依然透着孩子气,反复强调“要让日光暴晒我”,唯恐模仿不到位,然而他已经从一个“上边”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彻底地转变成了一个接近耶稣的孩子,拥有大悲悯的救世情怀,不惜牺牲自己来救助九十九区育新区仅存的四十三个读书人的生命。

孩子这个形象是《四书》中最关键也最难以阐释的形象。阎连科刻意把他塑造成一个孩子,让他始终拥有赤子之心,始终拥有纯洁和善良的心灵,也正因为他是一个孩子,即使从“革命”的拥护者一下子转成耶稣的模仿者,也合情合理,因为作为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完全有可能,而成年人则不可能了。所以,无论是“革命”的拥护者,还是耶稣的模仿者,孩子的童心或赤子之心始终不变,即使想当耶稣,他也是充满孩子气的。他在成长中一直对“崇高”有一种向往,在积极执行上边的执意时,也是为了追求“崇高”的所谓革命理想,后来模仿耶稣,还是其追求崇高与超越的精神的表现。

孩子确实代表了大黑暗的时代还仅存的一点亮光,不仅如此,阎连科其实还试图通过“孩子”这一形象来探讨救赎的主题以及救赎的心灵力量。不同于鲁迅的“救救孩子”的主题,阎连科表现了“孩子救救我们”的主题。这一主题也曾经出现在冰心的笔下,代表纯真心灵的孩子成了拯救人们的心灵力量。在阎连科的《四书》中,我们同样看到了这样的孩子形象,这个孩子不需要别人来救他,反而自始至终都在扮演一个试图“救人”的角色,只不过这个孩子比冰心笔下的孩子复杂多了,即有了更多的文化政治和宗教的内涵在强烈的社会使命感之下,阎连科对“孩子”在救赎中的地位进行思索。

孩子的形象在《四书》中是一个隐喻,最开始代表的是“革命”,以“革命”的名义来实施所有暴力的行为,以“革命”的名义剥夺了这些知识分子的书籍,以“革命”的名义来改造这些知识分子。在这个“人间地狱”里,最初代表着“革命”的隐喻的“孩子”,把知识分子当成罪人,试图改造他们,救赎他们,把他们改造成为“新人”,可是没想到这一所谓的“救赎”行为,其实带给知识分子们的反而是一种巨大的灾难,把他们带入可怕的“人间地狱”,而在这个人间地狱中,知识分子们一个个守望不住自己人性中美好的一面,在炼狱里不仅丢失了健康的身体,也丢失了健康的灵魂,只有一两位知识分子还能够保留住自己最后的做人的尊严,其他的知识分子纷纷“沦陷”,纷纷暴露出灵魂中丑陋的本性。不过,“孩子”逐渐对“上边”一次次对他的哄骗感到幻灭,自己偷偷阅读了他所缴获的知识分子们的书籍,尤其是在阅读了《圣经》的连环画之后,最后把自己像耶稣一样钉在十字架上。虽然他的身体承受着剧痛, “而孩子他的脸,没有苦痛和曲扭,安详的如意的,有着浅浅的满意的笑,如巨大硕满的红花开在天空开在十字架的顶。”这个时候的“孩子”,又变成了基督教的隐喻,他模仿耶稣的行为,是一种以基督教来救赎的象征。因为他的这一救赎行为,一些知识分子最终离开了“育新区”。

在《四书》中,孩子与“书”的关系是耐人寻味的。在小说开始,书对于孩子,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他要知识分子上缴所有的书,并且命令读书人“焚书”。但是,到了小说结尾,我们才发现,孩子其实没有烧毁所有的书,他自己不仅阅读了《圣经》故事的连环画,而且非常好地保存了九十九育新区的读书人的大部分重要书籍。原本通过“焚书”来救赎这些罪人的孩子,最后通过“读书”找到了新的心灵救赎的力量——基督教。

(四)

       《四书》以“人型”代替人物的写法来描写大跃进大炼钢铁时期的知识分子,虽然手法独特,但是比较容易陷入概念化的陷阱。现当代小说家在以文学探讨宗教时,比如许地山的小说都在不同程度上有图解宗教概念如基督教道教之嫌。不过,阎连科通过塑造学者作家等知识分子的形象,挖掘了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避免陷入了概念化的陷阱。

       鲁迅曾经这样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读他二十四岁时所作的《穷人》,就已经吃惊于他那暮年似的孤寂。到后来,他竟作为罪孽深重的罪人,同时也是残酷的拷问官而出现了。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它们,不仅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10]  鲁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赞赏,是对他挖掘出灵魂之深度的赞赏。在《四书》中,阎连科也有意识地去挖掘灵魂之深度,尤其通过塑造“作家”这一复杂的知识分子形象来体现。

       《四书》包括《天的孩子》《罪人录》《故道》和《新西绪弗神话》。其中的《罪人录》和《故道》都是作家写的。作家被分到九十九区育新区也是一个极其荒诞的结果。他是一个有国际声誉的作家,为了完成单位分配下来的育新指标,他被同事们选上,理由是“你是唯一可以用你的荣誉成就名声来抵抗改造的人。”就这样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被迫来到育新区后,不仅没有抵抗住被改造,反而自觉地接受改造,并且用检举他人——写《罪人录》的方式来改造自己,这个荒谬的“改造”过程暴露出“藏在灵魂底下的罪恶”了。他偷窥别人的隐私,检举育新区的读书人私藏的书籍,检举学者和音乐的恋情,用灵魂的堕落来换取“光荣”——小红花。与其说《罪人录》记载了育新区罪人们犯罪的越轨的举动,不如说《罪人录》就是作家自己的幽暗意识和灵魂的忠实记录。

不过,阎连科还描述了作家的双重性,那就是他还有残存的良知,或者还有“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他还没有完全背叛自己的心灵,也没有背叛文学,做梦都想写出一部真正的文学作品,这就有了《故道》。为了赢得写作的自由,他主动跟孩子申请去种试验田,“我要在这段独自种地的日子里,写一本真真正正的书。”《故道》开头的话是:“育新区是这个国家最为独有的风光和历史,就像一颗老树上的疤,最后成为了望着世界的眼。”这段话明显的有“为历史立心”的

志向,恢复了一个作家原本应该有的心灵状态,《故道》顾名思义,就是“原本应该有的道,”回归这一原有的“道”的作家跟《罪人录》中卑鄙小人般的作家截然不同。除了写作,作家以血来种麦穗的那段也写得惊心动魄,富有“神实主义”的韵味,虽然完全不符合科学的逻辑,或者正常的日常生活的逻辑,但是却符合精神真实的逻辑。在阎连科的小说《年月日》中,老人也用自己的身体作肥料,让玉米长得跟大树一样高,最后甚至把自己完全“献身”给了玉米。《四书》中的作家也用自己的血液来喂养麦穗,但是这种“献身”对于作家来说,却是一种真正的心灵洗涤的作用。通过种血麦穗,作家只是想获得一个堂堂正正回家的权力,而不是通过打小报告,或者检举等卑鄙小人的方式。所以,虽然在身体上,他亏损了血液和健康,但是他保护了自己灵魂的健康。

      

大饥荒时期的作家又一次表现出了人性的双面性。一方面,作家因为饥饿,跟踪脸上红润的音乐,发现她象妓女一样出卖自己的身体去换来食物,作家灵魂幽暗的一面再一次显露,他去偷音乐留在学者枕头下的食物,而且几乎又有了告密的恶念;另一方面,在音乐死后,作家的良知并没有泯灭,在人性善与恶的挣扎和较量中,他有了深刻的忏悔意识,居然割自己腿上的肉给学者和音乐——再一次牺牲自己的身体来换取心灵的洁白。通过身体的自殇来洗涤自己灵魂的罪恶,这种做法暗中呼应了二十世纪初鲁迅弃医从文的观点:“……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11] 跟鲁迅一样,阎连科重视灵魂的健康胜于身体的健康。尤其是作为一位作家,如果光有健康的体魄但是没有完善的精神,那就怎么从事文学呢?基于这一概念,阎连科让作家用自己的血液用自己的肉体来自我救赎,虽然不可思议,可却是鲁迅思路的延续。忏悔意识是灵魂救赎重要的一环,阎连科对作家的忏悔意识的描写实际上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图一样,是为了挖掘“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

                (五)

在《四书》最后的一章,阎连科通过小说中的人物“学者”重写了西绪弗神话,题为《新西绪弗神语》的哲学随笔稿。学者是《四书》中唯一最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跟音乐的爱情在那个时代是不能容忍的。当育新区的读书人纷纷出卖自己的灵魂为了换取所谓的“自由”,他是唯一能够保持自己尊严和守护自己灵魂底线的读书人。最后当孩子把自己钉在十字架而换取四十三个读书人的自由时,他也是唯一自愿留下来看护孩子的读书人,只是要求大家留给他一些有关佛的禅的书。这一举动说明,学者跟孩子一样,都在努力地寻找精神出路。

学者稿子中的西绪弗,被上帝惩罚日复一日地把石头从山下滚到山上时,他已经习惯了,已经视为“应该和己任”。但是有一天,他看到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单纯透明天真,对世界和荣誉充满了好奇”,西绪弗爱上了这孩子,而孩子给他无意义的滚复中注入了新的意义,于是惩罚的内涵消失了,他找到了快乐,找到了存在的理由。但是上帝看到后,马上给了西绪弗新的另一种惩罚,让他在山的那一边日复一日地把石头费劲地推下山顶,然后石头到了山底下又自动滚回山顶上,而且让他再也看不到孩子。“在山的那一边,西绪弗是西方的西绪弗。在山的这一边,西绪弗是东方的西绪弗”。这里,阎连科似乎在探索着中西方文化中能够救援心灵的力量,找寻能够赋予荒诞的人生一些光明意义的源泉。在上帝新的惩罚中,东方的西绪弗再次习惯了无意义的劳作,也不再去探究其意义。然而,无意之中,“和上次见到路边的孩子一样,西绪弗在把巨石从山上用力下滚时,一日间,他弓腰用力的目光从石头顶上翻过去,他看到了山下的草木房舍村落炊烟和在一座禅院门口戏耍的孩子们。”于是,“西绪弗越过了神的惩处看到了山下的禅院和俗世炊烟图”,并爱上了这幅炊烟图,“现实的炊烟给了西绪弗被惩戒中新的意义和适应的力”。

虽然最后一章西绪弗看到的“孩子”和小说中的主人公——那个做九十九区育新区小头目的“孩子”是不同的,但是这些孩子们都承载着阎连科对人的存在意义的思考。当世界变成荒诞和无意义的时候,还有什么心灵救赎的力量能让我们依靠?如果“孩子”能够赋予西绪弗无休止的劳作一些意义或者快乐的话,那么这些孩子到底象征着什么?对于九十九区当小头目的孩子,他开始象征着“革命”,但最后模仿着耶稣而完成了某种救赎,所以作者其实通过孩子的转变,一方面讽刺了革命的救赎力量,而另一方面肯定了基督教的精神救赎力量。不仅如此,在“东方的西绪弗”里,阎连科又发现禅宗的救赎力量,发现回到现实的炊烟图的“孩子们”同样具有救赎的力量,他们能让人们在无意义的生存和痛苦中重新找到生存的意义。也就是说,阎连科在书写“孩子救救我们”的主题时,不仅在西方文化中看到了基督教的拯救力量,也在中国文化里看到了禅宗回归“平常心”的拯救力量。所以,虽然《四书》中的书是读书人成为罪人的罪魁祸首,但是这些书——人类精神文明(包括东西方)的源泉,又都是孩子和读书人最后无法丢弃的财富。

《四书》是一部孩子的圣经,也是一部读书人在黑暗时代遭受精神历炼的心路历程,更是阎连科为那一段被人忘却的历史大胆立言立心的见证。如果《四书》中的作家,在那么艰难的岁月中,仍然立志要写一本真真正正的书,那么生活在和平时代的阎连科更是不负作家的使命,写了这本不仅再现历史的精神真实,也再现了历史的精神深度的《四书》。



[1] 阎连科,《四北京:典博维(亲友赠阅版)229

[2] 郁,《写作的叛徒》

[3] 阎连科,《发现小说》,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7月,第205207页。

[4] 刘再复,《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维度及其局限》

[5] 郁,《写作的叛徒》

[6] 郁,《写作的叛徒》

[7] 程光,《焚书之后——读阎连科《四书》》

[8] 蔡建鑫, 序论《屈辱的救赎——论阎连科的《四书》》,阎连科,《四书》,台北:麦田出版,2011, 8页。

[9] 阎连科,《四

[10] 迅,《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六卷,第411

[11] 迅,《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一卷,第416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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