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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孩子的圣经 作者:刘剑梅 阅读次数:

 一个孩子的圣经

刘剑梅

 

                                   (一)

 

在《四书》的后记里,阎连科把自己称为“写作的叛徒”。所谓“写作的叛徒”就是对文学的习惯性思路的背叛。他说:“胡扯八道,信口雌黄,在写作上真正彻底地获得词语和叙述的自由与解放,从而建立一种新的叙述秩序。我把《四书》的写作,当作是我写作的一段假期。假期之间,一切归我所有。而我,这时候是写作的皇帝,而非笔墨的奴隶。”[1]这样的写作,是一次真正的为自我的写作,一次内心充分获得大自由的写作,既不再考虑是否能通过政治审查,也不再在乎小说出版后是否会获得商业上的利益,完全超越政治,超越市场,也超越“习惯文学”尤其是“现实主义”的束缚,自己赋予自己最大的自由,这正是对文学自由本性的一次大的觉醒。

维吉尼亚伍尔芙在写作《奥兰多》的时候,也称给自己的写作放了一次假。然而,《奥兰多》读起来非常轻松,天马行空,不仅跨越时空,而且跨越性别,又好玩又有趣,而《四书》读起来却分外沉重,仿佛把读者带入到一个无处逃遁的深谷,一个被死亡紧紧追逼的人间地狱,让人几乎不得喘息。而面对文本,我们不得不正视惨淡的人生,淋漓的鲜血,不得不正视存在的荒谬与绝望。阎连科所谓的“写作的一段假期”,实际上就是要让写作回归写作,让文学回归文学,不受任何外界条条框框的限制,而只关乎心灵。从这个意义来看,阎连科既是“写作的叛徒”,也是“写作的忠臣”。说他是写作的叛徒,是因为他在审美形式上另辟蹊径,独树一帜。《四书》把小说写成一部现代童话,一种知识分子寓言,是一次“心灵的冒险”,[2] 或者也可以说是阎连科自己的文学理论“神实主义”的一次冒险性实践,即只追求“心灵感知和精神意会这种内在的逻辑存在”而搁置了“日常的生活逻辑”[3]。他不仅背叛了我们熟悉的文学习惯,也背叛了他自己熟悉的叙述方式。说他是“写作的忠臣”,甚至写作的赤子,则是他在“背叛”中却真正守持了对文学的忠诚与热爱,才会不顾政治与市场,坚持“我手写我心”,只顾探寻文学如何表现“内因果” “内宇宙”的逻辑,回到文学最真实的定义——文学只重心灵的世界。

                      

                          (二)

《四书》的语言一反阎连科以往惯用的《坚硬如水》《为人民服务》中狂欢似的反讽诙谐的语言,回到最简洁的如同《圣经》般的叙述方式。这种极其简约的《圣经》式的文体不适合描述和再现复杂的外部现实世界,却可以直接穿透物质和现实的表象,直指人的内心和灵魂,叩问世界的终极意义。刘再复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维度及其局限》一文中,曾经指出五四以来的文学就只剩下一个“国家社会历史”之维度,“文学变成了单维文学”。他说:

文学,缺乏下列几种非常重要的度:

   (1)缺乏与“存在自身”度,即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