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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大观的眼睛看香港 作者:刘再复 阅读次数:
 

 
    此次到深圳参加“世界杰出华人基金会”组织的“时代华人大会”,并在会上作了“用大观的眼睛看世界”的演讲。我因为酷爱《红楼梦》,便从“大观园”这一园名中抽象出一种大观的眼睛即大观的视角。哲学的问题其实就是视角的问题,视角一变,一切都变。文学也如此,是用审美的眼睛看世界还是用政治的眼睛看世界,具有天渊之别。林岗和我合著的《罪与文学》(牛津大学出版社),主旨就是探讨如何用超越视角取代世俗视角。所谓大观的眼睛,便是超越的眼睛,便是宇宙的、哲学的、高远的眼睛。爱因斯坦用大观的宇宙极境的眼睛看世界,就发现地球不过是大宇宙中的一粒尘埃,一个人更是一粒尘埃,因此人应当谦卑,不可自我膨胀,但因为这粒尘埃又是大宇宙结构中的一个小点,它跟着宇宙运动,所以又获得意义,不必消沉悲观。爱因斯坦之前,释迦牟尼也用大观的眼睛看世界,因此也发现一个人在宇宙中不过是恒河中无数沙子的一粒。“恒河沙数”,“沙数恒河”,宇宙中的恒河又像沙子一样多。用大观的眼睛看世界,人生才会洒脱,爱因斯坦临终前嘱咐亲者在墓碑上写下一句话:“爱因斯坦到地球上走过一回”。只是“走一遭”而已,只是过客而已,不要忙着占有,不要被无穷尽的欲望所捆绑。曹雪芹也是用大观的眼睛看世界看人生,所以他才看到追名逐利的荒诞性。“好了歌”就是荒诞歌。“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金银忘不了”,用大观的眼睛看人世间的沽名钓誉、巧取豪夺,是多么可笑呵。难怪曹雪芹要说许多人的人生过程不过是“更向荒唐演大荒”  。
    先贤们或用宗教,或用哲学,或用文学,告诉我们的是一样的道理(即庄子所说的“知通为一”):这就是看世界看人生应当看远一点,不要一著书就变成名利之徒,一有钱就变成守财奴和荒淫之徒,一有权力就变成暴君,一有漂亮的理念和招牌就走火入魔,全不顾苍生福祉和人生的意义。
    会上时间有限,有些热心肠的与会朋友觉得不够尽兴,会下又让我谈“用大观的眼睛看中国看香港”,盛情难却,我便率性而谈。《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兄听完敦促我把谈话整理成文,我答应了一半,先把谈论香港的部份整理於下:
    用大观的眼睛看地球,便可知道拥有生命的地球在宇宙中倘若不是唯一的,也绝对是稀有和娇嫩的,因此也是最宝贵的。用大观的眼睛再仔细看香港,又会发现,香港又是稀有中之稀有,娇嫩中之娇嫩,因此也是宝中之宝。
    首先是稀有的。奥古斯丁说,“上帝之城”包含两个部份,一是世俗之城,一是精神之城。以此概念表述,那么,可以说,香港是世俗之城的极致,它拥有地球上最完善的日常生活秩序。环顾天下,不管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大都市,最难的是社会充满活力而又条条有序。香港就是这种高度繁荣而又井然不乱的典型城市。我曾经历过大陆阶级斗争状态的生活,更了解香港完善的日常生活状态是何等宝贵。“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香港人身处香港,习以为常,未必知道香港净土般、绿洲般、宝石般的稀有价值,未必能从血脉深处进行自我呼唤和互相呼唤:珍惜,珍惜,珍惜我们的无比可爱的家园——香港。说香港是世俗之城的极致,并非说香港没有精神之城。深圳只有一所综合大学,香港却有八所,大学不是精神之所吗?香港不是产生大思想家的好土壤,但其法治精神、诚信精神和崇尚自由的精神则是世上少有。然而,香港又是娇嫩的,或者说,香港是脆弱的。香港是个弹丸小岛,可是它却拥有世间最高的人口密集度、高楼密集度和车辆密集度,显然,它已多方面地超负荷。超负荷就容易折断,容易崩塌。前些年,一场股灾,就弄得人心惶惶,许多财主跳楼,这就是娇嫩和脆弱。因为稀有,所以要特别珍惜;因为娇嫩,所以要特别爱护。当年捷克的革命英雄伏契克有句名言:要警惕呵,我是爱你们的。今天我想借用英雄的话对香港同胞说:要小心呵,我是爱你们的。
    如此稀有又如此娇嫩,该怎么办?关於这个问题,第一个作出回答的是邓小平,他说:五十年不变。“不变”二字,才是真见识,才是真经典。
    世上有些事物是需要变,需要改的,原来是邪恶的、丑陋的、僵死的、没有出路的,自然需要改,而如果原来就很美很完善则不需要改。中国的京剧本是完美的古典艺术,就不必改革,不改比改更文明。日本人聪明,他们的歌舞伎,绝不改革。香港如同京剧,歌舞伎,不改比改更文明,不变比变更符合香港的利益,也更符合中国和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香港当然不是十全十美(世上没有理想国与理想城),微观性的改善改良永远需要,但不可大变、剧变、突变。香港回归前夕,我在《明报》的专栏中写了“天变而道不变”的短文,说主权回归,这是天变了,所有的中国人都会感到高兴。但是,香港的“道”即制度不变,这又符合天理人心。一切改革都是因为日子过不下去,现状无法维持,而香港人的日子本来过得好好的,干么要变要改革呢?改革不是目的,革命不是目的,共和不是目的,民主不是目的,老百姓过好日子才是目的。《易经》说:“天地之大德曰生”,这个“生”字,即老百姓的生存、温饱、发展才是目的。道不变,五十年道不变,就是尊重这个“生”字。
     提起《易经》,不妨把它说开去。在我心目中,中国有两部天书,一部是《山海经》,一部是《易经》,两部书皆玄妙玄奥,但不知作者是谁?彷佛是前一轮文明留下来的。关於《易经》的猜想与阐释,其著作早已汗牛充栋,正如胡适所言:“《易经”这一部书,古今来多少学者做了几屋的书,也还讲不明白。」(参见《中国哲学史大纲》)他作了新的尝试,从书中抽出三个基本概念(易、象、辞)讲《易》也未必就讲明白。他解释说,易便是变易的易,天地万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是时时刻刻在那里变化的。这种解释没有错。但我更赞成郑玄(郑康成)把易分解为三易:简易,变易,不易。简易是指事物总是由简向繁演进;变易是指万物生生不息,不断变化;不易则是指万物万有不可人为地、刻意地去变化,而且有些部份是永恒的,不可变的。十多年来,我对《易经》不断领悟,觉得“不易”法则特别重要。《易经》实际上是“易”与“不易”的辩证法。我们过去处於革命时代,总是强调“易”强调“变”,迷信“革命可以改变一切”的观念,忘记世事人生有些基本原则是不可改变的,用现代时髦的语言说,是不可以“解构”掉的。例如“天地之大德曰生”,确认人需要生存、温饱、发展,这种基本价值观念就不可以推倒。“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宁吃社会主义的草,不吃资本主义的苗”等观念就想改变天地大德之“道”,结果总是被历史证明是荒谬的。《易经》中的(象传)曰:“君子以立不易方”  ,就是说君子掌握着道(方即道)而不加改变。这是“不易”之理的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更为重要,就是易要顺其自然,“顺乎天而应乎人”(卦四十九),千万不可人为地变,刻意地变,尤其是不可“妄冒”式地变。大陆五十年代的大跃进,就是刻意的妄进冒进。《易经》说:“无妄往,吉”,不妄行妄为才大吉大利。
    说香港“天变而道不变”,便是说香港的政权易了但制度不易,邓小平所说的“五十年不变”,便是五十年不易,即五十年中不要刻意地改变它的基本结构、基本框架、基本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不易之理是关於香港的各种道理中最核心、最重大、最根本的道理。大道理总是管小道理。今天我拿出“天书”来与香港朋友聊天,无非是说,香港的不易之理才是香港的天理,才是香港的第一生命道理。天理之下,是劝说香港同胞们能认识自己,守住海域上的这一片净土,这一片家园,千万不可激进,不可冒进,不可情绪化,不管理念有甚么样的冲突,都不可大唱剧变的高调,更不可以有重大变易的措施与行为。
    我因为爱香港并深知香港的价值,所以在香港的见解上是个绝对保守主义者,因此两年前就批评过“二十三条”操之过急,但後来香港特区政府收回了,又让我高兴。现在听到爱国的调子和民主的调子都唱得那么高,又担心高调下会发生种种冒进。我能理解具有民主理想的志士们,但觉得民主绝对不可冒进,尤其是香港。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吃过“大民主”的苦头,倘若香港也想学习“文革”或台湾方式的民主,那日後一定也要大吃苦头。用大观的眼睛看了看香港。密密麻麻的车水马龙中分明看到“不易”二字。这才是最吉祥的字眼。愈看愈觉得不应该悲观。
 
 二OO四年四月十三日美国
    原载《亚洲周刊》二OO四年五月二日
 
载自《沧桑百感》辑一  猴年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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